陈学乐新闻资料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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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失落在实验室的语言/陈学乐（金马仑）

7年前，凭着一点小聪明和应试技巧，我在高中统考华文科取得了“A”的成绩。那时的我几乎不阅读，更多的是依靠理科生的逻辑能力书写作文。我曾自信地以为，记录生活，描摹山川，不过是手到擒来的事情。然而，这份自信在我踏入大学校园后逐渐消散。我本科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生物技术，现在是生物学专业的硕士二年级生。我身处一个全然的中文环境，表面上，能与导师、同学用流利的普通话交流，大部分专业课也是以中文为媒介。但只有我自己知道，在文字的世界里，我成了一个“失语者”。当年那个能在作文格子里洋洋洒洒描绘“秋日薄暮，霞光穿透云层”的少年，如今只会在实验记录本上写下：“样品于4°C、15000rpm离心10分钟，取上清。” 意境是什么？感受是什么？好像都离我越来越远了。我的想像空间，没有被生活磨平，却被一层又一层的专业术语给严密覆盖。当我看到雨水浸润的泥土，闻到那股独特的芬芳时，脑海里浮现的不再是“雨后清新”或“大地气息”，而是“放线菌”、“代谢产物”等名词。这是我的专业训练赋予我的勋章，却也成了我与感性世界之间，一道难以逾越的墙。这一次重新提笔，心情复杂。若非亦师亦友的徐贤凇老师三番两次地出言“挑衅”，加上偶尔拜读他在【星云】上的文章，这支生锈的笔恐怕还会继续搁置。高中时，我以为自己热爱文字构建的世界；现在才明白，我的心思早已沉浸在基因、蛋白质构成的微观宇宙里，并准备将毕生精力投入其中。翻译科学知识也是创作我以为，只要我能在科研的道路上做好自己的事，就足够了。直到生活开始向我抛出一些看似简单，却让我无从招架的问题。 “你读到硕士了，到底在研究些什么东西呀？” 这个问题，来自长辈，朋友，甚至不同专业的同学。每次被问及，我的心都会一沉。不是因为我的课题枯燥，恰恰相反，我认为它充满了奇妙的机理与潜在的意义。我只是不知从何说起。 “我主要研究非核糖体肽合成酶，它可以合成临床上重要的抗生素……”我尝试着用自认“简化”过的语言解释，得到的往往是对方礼貌而困惑的点头，眼神里写满了“每个字我都认识，但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空气会陷入一种微妙的尴尬。我不得不继续“简化”：“它就像乐高玩具，几个小元件组装成一个模块，几个模块又可以组装成一个装配线……”可越是解释，对方的眼神越是迷茫，最后只剩一声意味深长的“哦……” 在实验室里，我能与同门用最精准的语言争论实验细节；能逐字逐句理解顶级期刊的英文论文。可面对我最亲近的人，我却无法分享这份日复一日的执著。我的世界，成了外人无法进入的孤岛。我渐渐明白，在科研的道路上，做好自己的事其实不难，难的是让他人理解你在做什么。这种理解不仅关乎社交需求，背后更有着深远的意义。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人类，推动人类知识的边界。如果这些知识只能停留在象牙塔里，变成少数人才能解读的天书，那么科学与公众之间便会形成一道巨大的鸿沟。我开始反思：是我掌握的知识太复杂，还是我“翻译”的能力太差？显然是后者。我能用“非核糖体肽合成酶”、“缩合结构域”、“催化机制”这些词汇精准地定义我的研究对象，却找不到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告诉家人：我研究的，其实是微观世界里的分子工厂。在这个工厂里，有一条精密的流水线，专门组装各式各样的分子药物，比如我们熟知的抗生素。而我聚焦的，是这条流水线上一个最关键的工位——“焊接站”（缩合结构域）。我的任务就是弄清楚这个工厂的流水线（也就是酶），是如何精准地将不同的分子零件完美地连接在一起。一旦我们完全解析了这个流水线，未来或许就能改造这个工厂，让它为我们生产出全新的、自然界不存在的药物分子，去对抗那些难缠的疾病。将复杂的科学知识“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创作。它需要对专业知识的透彻理解，更需要共情能力，能站在对方的知识背景下搭建沟通的桥梁。这需要的，恰恰是我曾经拥有却已生疏的能力：感受意境、运用比喻、组织故事。我从未想过，在攀登科学高峰的路上，我最需要的工具之一，竟然是那份早已束之高阁的文学素养。那张通往感性世界的通行证，从未真正丢失，只是暂时蒙尘。如今，我依然每天与移液枪、离心管和数据为伴。科研之路刚刚起步，前方还有无数的未知等待探索。我大概率不会成为作家，但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更好的“讲述者”。期待下一次聚会，当亲戚们再次问起我的研究时，我能微笑着告诉他们，我正在努力弄清楚，微观世界里那座“分子工厂”的流水线，究竟是如何运作，又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或许，这就是我那个“从未开始”的写作生涯，最该有的、也最意想不到的开始。

14小时前

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