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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共

4天前
他又要去挖山了。 他们以前挖山,犹如古人挖泥做窑洞。物色好一处优越的山势,必须是隐蔽的林木深处,最好有突出的巨石掩映。敌人从上空窥视,很难发现。先锄开一个洞,高阔度可容一人进入即可。然后用短柄锄头向山腹蜿蜒推进,像条蚯蚓,死死的咬住泥土,往深处钻去。 黑暗和闷热,磨砺着他们的意志。只要几分钟,就汗湿全身。干脆把上衣脱了,赤膊上阵。几个壮丁用接力的方法,把松开的泥土用鸡公车一车一车搬出来。遇到大石拦路,便绕道而行,没有退缩的余地。 阻力不管多大,都无法战胜他们的意志。他们的意志比山还高,不但要战胜山,还要战胜牛鬼蛇神。 手臂挥动,锄头不停地吃着山壁。等到山壁后面露出一丝阳光,那是他们最兴奋的时候。他们都要情不禁地振臂高呼:“我们胜利了!” 他们赋予一座山四通八达的脉络,从山脚延伸到山腰,又从山腰延伸到山顶。给它编造呼吸的气管,给它黑暗的内部发出生命的光点。 脉络一打通,就不那么闷热了。时而微风拂面,在拐弯处装上灯,就可以居住、开会,打电报,吃饭,睡觉,又安全又牢固,堪比中国人的窑洞。飞机在天上飞,炸弹在地上叫,他们在山洞里睡大觉。 考南康三层地道,现在已是一个旅游景点。他说,挖考南康的不是他那把锄头,他们的锄头锄向别处,类似考南康,只是至今没有给游客参观。 其中一处山坡,如今已经变成园丘。他记得,他们挖了一条地道,进入山腹15呎,末端锄开一个方形的内室。在那里,装置着他们通向世界的喉舌。一台无线电发送机,有真空管及其他设备,播报员在里面工作。 他要回去这个地点,把这些器具取出来。 他们的文物馆需要这些器具以供展示,以说明当年的战斗的确发生,牺牲也的确存在,他们不是反党集团,不是捣蛋分子。 人的嘴巴无法说清楚的许多事,可以由这些废置的物件来说明。向大众,向历史,向偏颇的心灵叙说。 但是他还能够找到那个地方吗?当年,他们驰骋的山林,如今已面目全非。而他离开山林,已经30年了。那里已经种了树胶,后来又种了油棕。 只要找到那片山坡,他就知道出口在哪里。他说。那个出口是他一手设计的,他还有印象。广播电台的电磁波便是从这里发出,给世界收听。远在新加坡都可以听到。 只要找到洞口,就可以进入地道。然后把这些广播器材取出来,充实他们的文物馆。 这是珍贵的历史遗物,许多物件已被自己的火药炸毁,包括那些衣服、手榴弹、枪支。但是真空管得到山的保护,如今应该还在那里。 那个洞口不容易被发现,他把它藏得很深。也许还得挖山,然而只需挖一小段,不似从前,要挖整座山。 我也老了,不知道还有气力干这件事吗?他说,随即给出答案:为了历史的真相,挖一小段,应该还可以。 他说,也是应该这样。如果我也不去,没有谁会关注那个地方了,那批文物就永远埋藏地底了。 相关文章: 李开璇/假如 李开璇/雨中行 李开璇/营里营外
1星期前
1月前
2月前
3月前
或许很多读者和作者程异一样,没有真正经历过紧急状态。那“紧急状态”是怎么一回事?1948年马来亚共产党展开武装斗争,英殖民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直到1960年才解除。期间,共和联邦军队与马来亚人民解放军之间持续了长达12年的游击战。邻近的新加坡也是受影响的区域。 这是一部有真实历史背景的小说。尽管作者做足史料收集功课,但既然是小说,我们就不去纠结其真实性,就让小说里主要6个人物,穿插在虚实历史间。 代表典型城市人的杰森 与其说作者创造杰森这个人物,是为了带出他英校生与华校生思想上的差异(他的太太秀丽就是华校生),我倒觉得杰森是城市人的典型缩影。杰森对秀丽说决定修读经济系,因为国家需要大量经济人才稳住阵脚,并认定这是自己最好的贡献方式。对于政治,老年杰森有感于一切终究不会改变,因此最好的选择,就是低着头把眼前的事做好。因此杰森不认同秀丽与政府对抗,只专注在办妥每一件事,过他井然有序的一生。这反映了当时英校生思想上自由随性,注重个人的舒适与安定,也是一个发展中城市人会有的态度。 杰森与女儿简妮特的关系紧张,共处时却彼此竭尽全力表现得亲切熟络。他说女儿对待自己,像面对这个世界一样封闭,浑身铠甲,无情无义,同时又如此圆滑,让她看上去像没有任何弱点。这种疏离感何尝不是每个城市人的写照? 处在“紧急状态”困境的秀丽 秀丽在“紧急状态”里经历的是一个困局。她困在“华校生”身分里,受东方传统观念和道德束缚,以团体社会或家庭为主。她有一个理念:华校生在英国殖民体制下永远不被受雇,等到白人全撤出后,那些像她一样为抗争而牺牲的人,必定有一个更好的社会地位。可事实并非如此,新政府并没有认同他们的做为。 秀丽写给孩子的信中,提到自己走入森林似乎是正确的决定,毕竟当时没有选择余地,眼前只有一条出路。那秀丽有没有察觉自己陷入困局了呢?在莫莉宣布嫁给巴纳比时,秀丽有些妒忌,觉得这是莫莉为自己选择的人生路,并非迫不得已陷入的处境。 想要为父亲报仇的南德 南德这个角色,是在叙述新村的形成与后遗症。华人新村是马来亚英殖民政府在紧急状态中设立的华人集中定居点。虽然南德在马共阴影下的新村长大,但他当时年纪小,对父亲被怀疑与马共分子有关惨遭杀害,没有什么记忆。新村被解除时南德已经算是成年,当他跨出新村到吉隆坡找工作,被遗忘在新村的那一段空白时间,难免与城市节奏形成落差,这让他产生空虚感。要怎么填补空虚呢?他想借由与自己背景有关联的组织,团结一致,迈进同一个目标。南德曾试着从母亲的角度出发,考虑哪一种报复方式更有力:是在体制内争取成功,向一直试图将你踩在脚底下的人示威?还是颠覆这一切,反过来把他们击垮?最终他选择走入森林当游击队员。 雷瓦希戳破没有真相的社会 雷瓦希与上司的对话带出了一些社会现象,“没人质疑那些人被杀害,或者他们的村落被烧毁;问题是这一切是否正当合理。战争的狂热。”“这里面绝对有故事。未必需要证实什么,只要引起人们联想事情背后是不是还有内幕就足够了。”现今的社会就是这样,事实并不重要,只要权威拿出看似合理的解释;在证据不能代表什么的时代,众人的嘴巴才是最大的力量。雷瓦希是旁观者,只因她不是华人,马来西亚户籍却在美国长大。她访问新村时有一段写到“身处于一场不是战争的战事中心,而这场战事早在十年前经已结束却仍在延续着。就那么一天,整整二十二年前的那一天,人们的生活直至今日仍在因为这一天而受摧毁。”她反问:“你怎么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呢?”因为在士兵的角度,他们相信自己只是在杀土匪。但事实是这样吗? 最无辜的受害者:史黛拉 史黛拉是这一场紧急状态中最无辜的受害者,虽然活在这场斗争的尾声,却无缘无故被卷入她不曾想像过的组织。她的角色想表达什么呢?她说明了一个国家在经过紧急状态后,需要严格守护制度,而守护的方法就是杀一儆百,史黛拉就是守护行动中的那只羔羊。羔羊需要做些什么呢?羔羊只需要接受错误的存在性,意识形态上认同制定的各种条例规定,而且要大肆宣传。习惯了奉公守法,认命就变得越来越容易。 自由个体的亨利 总觉得杰森的儿子亨利,是一个自由个体。虽然他与简妮特是双胞胎姐弟,却因为长期住在英国而少了很多束缚。他可以不管烦碎的杂务和无聊的人际关系,他可以把时间专注在自己向往的生活方式,他可以是同性恋,他有自己的专业,经济独立。可当他回国参加父亲的葬礼,处理了父亲的遗物与情绪,翻出母亲的信,去了母亲住过的马共森林,你会发现亨利的自由不是来自物质与向外的投资,而是他向内的放下。关于小时候父亲反复无常的火爆脾气,他因为年龄增长,伤害已没那么严重了。了解母亲所在的马共,亨利觉得无谓争辩下去,他觉得马共所谓的博物馆其实是个纪念碑,母亲真的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吗?这抗争只剩下一座垂死的村庄。除了过去,再没什么能提供的了。 每个角色在天枰上都有他的重量。借亨利的感想:世界猛然间扭曲了,而他也只能不停地走下去,只求自己能再次找到平衡。 相关文章: 卡路 / 冷场中的裸魂是什么触感?
3月前
你还有印象2023年马来西亚出版了哪些中文书?出版业又是什么样的境况?想一叶知秋,读这篇就对了! 挥别了疫情的阴霾后,2023年总算恢复了过往旧有的秩序。纵览今年度马来西亚华语出版的状况,目前可推估已恢复至正常的水平。不过,根据马来西亚国家图书馆的最新统计数字,本地的出版数量呈现下滑的趋势:从2019年的18,566种至2021年的13,655种,短短的两年期间,减少了超过四分之一。至于是否因疫情所致,还是电子产品带来的必然趋势,这有待进一步的探析。而华语出版一直都是少数,即使国内的出版总量锐减,也仍旧维持一定的数量。 在与编辑共同协力的统计下,2023年马来西亚的华语出版共计有约莫130种,其中也包括为数不少的再版,以及修订版。如果将其扣除的话,或减至100种。此外,按照出版内容划分文学类与非文学类,前者占七成,后者占三成。 可喜的是,今年度的出版大部分来自马来西亚本土,占了约莫六成。除了市场上常见的本地华语出版社,个人以及社团、组织的出版占据了不少的比例。或许,这也将改变整体马来西亚华语出版市场的景象。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有人出版社成立的20周年。据社长曾翎龙〈有人翻页见中年〉一文中,声称该出版社的书籍至今出版已接近200种。我相信,作为本地最具品牌辨识度的华文文学出版社,已为本地出版立下重要的里程碑。另外,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推出的“枫林文丛第二辑”,共计有15本马华文学作品,这无疑是文学出版的另一大创举。借以期许本地的文学出版能够持续蓬勃发展下去。 接下来,我们以重点回顾2023年的马华出版,分别就以下4个出版的现象讨论: ❶大历史叙事:五一三、殖民史、马共 本年度最令人为之眼前一亮的文学作品,莫过于贺淑芳的长篇小说《蜕》,以五一三事件为背景,从3位不同世代的女性视角及位置,讲述事件带来的创伤如何影响跨世代的家庭。小说家花了长达八九年的时间检索历史文件、采访受难者家属,企图借由小说还原现场、挖掘出那些长期被国家压制的声音、内在经验与情感。角川平方出版的《细水长流》则收录20对银发族的爱情故事中,其中梁景坤与吴玉群这对夫妻的爱情故事,即是发生在五一三事件的背景下。 继《野猪渡河》之后,张贵兴再推出长篇小说《鳄眼晨曦》,延续了其一贯的生态书写,讲述在英帝国主义扩张殖民下的婆罗洲故事。镜头转回西马,陈政欣《武吉演义》则是讲述紧急状态期间发生在大山脚这一城镇下的故事。两本长篇小说的时间线虽未有重叠之处,但小说家都尝试让历史在小说空间中得以重新思考。 另一大的历史叙事,则是马共和雨林的叙事。海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雨林的背影》,设定于1989年和平协议签署前夕,讲述马共部队在解散之后的归属问题,以及过往穿梭在雨林之中的种种回忆。 此外,黄锦树与张锦忠也一同编选了《夕阳之歌:马共小说选》,汇集了各别涉及马共叙事的短篇小说,当然也包括海凡的作品。两本作品或可对读,辅以何启才《休戚与共——马来西亚左翼运动史论集》,从中辨别出拥有亲身经历的海凡,如何有别于其他创作者的叙事。 ❷公民、地方与认同:非文学类作品的核心课题 在大历史叙事之后与背后,往往涉及的是有关公民与地方的认同议题,而这恰是非文学类作品一直以来的核心课题。由大将出版社企划邀请黄国富主编的《举手:公民参与的初步提问》,即是为了让也是选民的读者,认识我国的政治与多元文化,进一步思考公共议题及公民的义务与责任。 紧接在后,柯嘉逊的回忆录《马来西亚人的困境》则是为读者展现了一个马来西亚公民的理想,当然也包括了困境。恰巧书名与马哈迪《马来人的困境》一书形成对话,得以直面当代社会的公民挑战。 然而,身分认同是复杂的,吴佳翰《谁是“沙巴之子”?: Sino与土著地位的距离》提供另一种的思考切面,即“Sino”,如何不同于我们一般认知的“沙巴原住民”或“沙巴土著”,借以重新认识这一族群及其社会地位。 离开这些抽象的概念,今年度非常值得关注的两本摄影文集,即陈弈龙《岁月吼声》和苏添益《大自然大智慧》,分别以镜头纪录下马来西亚的大自然,以及街头运动。这些都是实践公民义务的另一种形式,也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画面。另一方面,Jeanne Cuisinier《我眼中的马来亚》以及萧永龙《南洋书话》能为这土地上的公民,提供不同向度的文化考察与认识。 ❸情欲、性别与认同:光谱下不同的声音与故事 今年的5月、6月,Aesop在新加坡举办女性图书馆之后,搬师来马,分别在吉隆坡与槟城举办女性图书馆。这项活动旨在促进女性的力量和团结,让她们的声音和故事被更多人看见,其中入选的马华女性作家及作品包括黎紫书《流俗地》、梁金群《野村少女:马来西亚新村生活随笔》、梁靖芬《水颤》与《野风波》、马尼尼为《我和那个叫猫的少年睡过了》、谢潇薇《日。尝》以及祝快乐《祝快乐掟日子》。 在文学类作品中,除了富有女性视角,其实也有探索情欲及认同的作品。蔡晓玲的第一部作品集《洞》,以女性视角出发,标榜“三十岁后独居的女子”为其文字定调,相较于此,陈凯宇《深夜拾荒手记》则是走往个人情欲与认同的探索之路,并弥合现实与理想中的自我。 此外,翁弦尉的小说集《那里》以及诗集《锅牛起义》,也都分别为马来西亚同志文学掀开新的一页。前者以小说叙事为读者铺展出马来西亚性少数的不同面貌;后者是经由诗意的句式,重新组织、表达,那些置身在群体中难以被听见的声音和故事。   ❹青少年出版的变革:红蜻蜓“小说房”、绘本征选、《读一点》 在青少年读物的出版上,今年度也发生了不少值得关注的改变,其中以红蜻蜓出版社为主角。一直以来,该社是以青少年为主要读者,致力于出版儿童文学、青少年成长小说。不过,今年红蜻蜓出版社开启了“小说房”系列——以可能踩线的情节、可能被带偏的价值观,推出第一部作品:马土土《仇丝》。这引发了许多读者(尤其是家长)在网络上的一阵热议,泛指18禁的内容以及非正规的汉语使用,不符该出版社的形象。 此外,红蜻蜓出版社在过去也主办红蜻蜓少年小说双年奖,挖掘创作新秀。然而,该奖项已于2020年在疫情中停止举办;从2022年开始,出版社举办李子平绘本创作奖的征选,今年为第二届。这或许变相说明了青少年出版上的重要改变,而且是紧跟着市场的脉动。去年,在华语圈爆红的马来儿童绘本作家凯鲁(Mohd Khairul Azman Ismail)曾在受访时表示,越来越多家长能够接受“图多字少”表现方式。 另一边厢,创刊30周年的中学生读物《学海》则宣告完成阶段性任务,将于2024年3月休刊,或改以季刊的形式发行。然而,在相当接近的时间点上,红蜻蜓出版社则创刊《读一点》,以不同形式的创作内容,企图为已凋零的文学杂志、刊物,开出一片新的天地。 基于能力及篇幅有限,笔者实际上未能面面俱到讨论完所有的作品。综观2023年马华出版的状况,本地的出版紧贴合着社会脉动,让外在经验与内在情感化为文字;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阅读、理解以及认识与交流,促进更美好的社会发展。 兹附上马来西亚华文著作在本地与海外各类书籍奖项中的获奖与入围名单: 【2023年马来西亚图书奖】 ●最佳书籍封面奖: ·《哇塞,我在欧洲欸!》(大树出版社) ●华文书籍奖: ·《哇塞,我在欧洲欸!》(大树出版社) ·《寂寞公路》(红蜻蜓出版社) ·《海龟先生来救助!》(马来西亚北方大学出版社) ·《多元一体的华人宗教与文化 : 苏庆华博士花甲纪念论文集》(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来学华语》(马来西亚马六甲科技大学出版) ·《小小的许友彬在小小的时光中》(红蜻蜓出版社) 【2023年马华作家荣获海外文学出版奖项】 ·张贵兴:2023年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得主 ·张贵兴《鳄眼晨曦》:2023年金典奖 ·张贵兴《鳄眼晨曦》:2023 Openbook好书奖·年度中文创作 ·张贵兴《鳄眼晨曦》:2024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小说奖(首奖)·黎紫书《流俗地》:第三届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 ·黎紫书《流俗地》:第四届山花文学双年奖小说奖 ·贺淑芳《蜕》2023 Openbook好书奖·年度中文创作(入围) 【马华读立国】叶福炎 / 微型小说的生命力 【读家说书】叶福炎 / 你也中了殖民遗绪的圈套吗? 【读家回顾】叶福炎 / 整裝待发:2022年马华出版的回顾、观察与分析
4月前
缘起:为了表彰和感谢那些多年来在文学领域默默耕耘的资深马华作家,肯定他们为华文文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策划“流年有声——向马华资深作家致敬系列”,邀请资深作家发表“我写作历程中最满意的代表作”。这个系列旨在为他们提供一个展示和分享他们的写作历程和文学生涯的平台,也是对那些长期以来默默为文学事业付出努力的作家们的一种诚挚的感恩和致敬。——策划人:伍燕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 / 新纪元中文系教授) 回顾过去,随着时代的洪流,小人物很容易被卷入抗争的热潮,就如同主人公在舅舅杨秋家外看见一支游行的抗日童子队伍走向林荫深处,高呼着“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 驼铃于1936年出生在霹雳实兆远,这也是马共领导人陈平的出生地,似乎命运早已为他的马共书写铺下了伏笔。驼铃主张现实主义,不仅将真实人物的经历与马共理念融入他的写作,而且本身还参与了马共的外围组织。他在1974年被政府逮捕,关押在甘文丁政治犯扣留营5年。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使他在创作上更加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并反对那些未亲历其境者凭想像杜撰马共文学。 然而,近年来由于尝试书写马共的作家群体不断扩大,比如黎紫书以意识流写法构建碎片化的〈夜行〉,马共文学这一题材得以扩展与产生多样化。这样的努力反而为这段历史增添了趣味性,就如同将《三国志》改编为《三国演义》一样,既充满文学想像,又不失对历史的深入探讨。 虽然我们与驼铃同处于马来西亚这片岛屿上,但他的笔锋却经常让人感觉仿佛时空错乱。他的文字中呈现出的乱世和小人物的生存氛围,让人感觉不甚真实,却又莫名具有某种熟悉感。 在《沙哑的红树林》中,忠信一家总是生活在“危险和明天不知道哪一个先到来”的紧迫感中。椰园、胶园和红树林等丛生的地方成了他们的避难所,面对日本鬼子可能随时砍头的威胁,以及令人猝不及防的“萧清”运动,陷入生灵涂炭的境地。日军的入侵使得马来亚的经济与粮食供应严重受创,这是那个时代人们不得不直面的巨大环境问题。 园林是本土人熟悉的风景,然而那种曾经的紧绷生存状态与革命动荡早已经平息,仿佛这些地方在平行时空中仍在经历乱世,而我们则踏在这片相同但相对安稳的土地上,以截然不同的心态悠悠望着那些历经岁月的园林。 回顾过去,随着时代的洪流,小人物很容易被卷入抗争的热潮,就如同主人公在舅舅杨秋家外看见一支游行的抗日童子队伍走向林荫深处,高呼着“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时代的巨变和历史的残酷让人感慨万分,例如日寇将自行车视为树林中的轻便战车,而小人物却将其视为赶路的革命工具。然而,如今高速公路铺天盖地,有多少人还屈尊于一辆自行车呢…… 驼铃的作品以朴素而平缓的语言为特点,故事的进展宛如历史纪实,缓慢而渐进,不太采用小说通常的连绵起伏逻辑,也较少展现对文字的雕琢与把玩的趣味性。在文学艺术性方面,驼铃或许显得有所欠缺,但他在坚持“文学反映现实社会”的写作理念上做出的贡献却极富时代意义。 马共的真实历史,甚至更多的细节,都未能被载入正式的史册。因此,文学成为了了解这段往事尘烟的重要途径。驼铃致力于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旨在还原马共的记忆与历史。他刻苦翻阅回忆录和人物自传,创作了一系列近乎刻画真实的“马共小说”,例如以马共传奇人物张佐回忆录为原型的《寂寞行者》,以及《硝烟散尽时》、《沙哑的红树林》等作品。 这些作品使读者能够在马共历史缺失的基础上还原破碎的事实。通过这些小说,读者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当时马共记忆,而不仅仅是历史书上强调的“马共就是激进的左翼,是社会的暴乱分子和动荡因素”的片面视角。 作为本土教育体制内的一员,我很幸运地接触到马华文学,这使我对马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打破了多年来已存在的偏见。然而,即使有了驼铃和其他马共文学的书写,如果不去推广或理解,国家的年轻一代仍很容易在庞大的教育环境中,无意识地对曾经为国抗争、抗日抗英、争取建国独立的热血一代产生鄙夷态度。由于国家政治立场对历史选择性解读与埋没,年轻人很少能够接触到完整的马共历史。 驼铃鲜明的共产精神和爱国主义在那个政治斗争激烈的年代,那个马来半岛人民争取权益的时代,以及那个为实现公平而奋斗的地方显得尤为突出。他编写了马共的“史册”,还原了底层群体的意识,让小人物融入抗争的时代潮流,成为政治战斗的热血记忆。 【流年有声:向马华资深作家致敬(驼铃篇,上)】硝烟,硝烟,四处硝烟!
4月前
缘起:为了表彰和感谢那些多年来在文学领域默默耕耘的资深马华作家,肯定他们为华文文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策划“流年有声——向马华资深作家致敬系列”,邀请资深作家发表“我写作历程中最满意的代表作”。这个系列旨在为他们提供一个展示和分享他们的写作历程和文学生涯的平台,也是对那些长期以来默默为文学事业付出努力的作家们的一种诚挚的感恩和致敬。——策划人:伍燕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 / 新纪元中文系教授) 后来与马共文胆刘波见面,她笑着说:同志们都认为作者应该是来自我们区里,这故事与老汉的家变与境遇何其相似!真没想到原来是你。 我从事文字工作的历史很长,但最有意义,或说值得一提的是,从1991到2004年的十余年间,先后以一场历时几近半个世纪的政治斗争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创作,那就是中篇《硝烟散尽时》及长篇《沙哑的红树林》与《寂寞行者》等。两部长篇都是为了参加福联会主办的创作比赛而写。结果《沙哑的红树林》获得第三奖(首二奖悬空),奖金2万令吉。5年后的赛事《寂寞行者》只得入选奖,奖金1万令吉。一切都差强人意,不过自己内心却感到安慰,觉得自己已经尽了责任。 之前的《硝烟散尽时》没参加过什么比赛,也就没得过什么奖。不过,却是我最为喜爱的一部作品,自觉笔触深入而细致,写来得心应手。事缘马泰政府与马共三方通过谈判达致和解,消息传来令我兴奋不已,认为是人类文明的一线曙光。于是决定把同一屋檐下生活过的柳金燕一家的悲欢离合写下来,作为我反战的心声。 文字很快便在某报每天的小说专页刊出,每天一则,千字左右,相信读者不少,连载约两个月,几次被似曾相识的读者追问某些情节的真实性。后来与马共文胆刘波见面,她笑着说:同志们都认为作者应该是来自我们区里,这故事与老汉的家变与境遇何其相似!真没想到原来是你。嗯,你的吴新权已经变成了独臂老翁,而我们的老汉依然四肢完好,同中有异啊!我也发觉,新闻媒体的用语,似乎也在不知不觉间以“硝烟”取代了“战争”。 2012年,接受东南亚历史学家陈剑先生的对话邀请。陈剑先生说:对于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的课题,一直有争议。焦点在小说作为虚构成分为主的文学作品,就是我们常说的所谓“故事”可否歪曲历史事实?这论争至今没有定论。您认为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最大不同点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史实必须尊重。不过,历史小说毕竟不能当正史看。就如《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一样。小说为了人物形象的突出,免不了夸张与渲染。为了吸引读者,作者也允许自行设计正史中没有记载的事件与情节。但也必须合情合理,符和人物的思想性格。换句话说,历史小说是以历史为骨架、文学为血肉的艺术制造。因此,历史是历史,小说是小说,不能混为一谈,更不需要争论。我写的是类似演义的小说,不能当作正史来指指点点,至于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的最大不同点,我认为前者求真,言必有据;后者除了“真”之外,还要加上“善”与“美”。前者是属于学术的范畴,后者则属于艺术的天地。 言归正传,话说回头,今天依然四处硝烟,夫复何言,但愿世人有幡然醒悟的一天,毅然决然摆脱战事贩子,让后代子孙安享和平的文明生活。
4月前
6月前
(安顺14日讯)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马来西亚社会思潮激荡时期进入尾声,来自雪兰莪乌鲁音的17岁青年陈志鹏,却搭上这股思潮的末班车,在1977年隐瞒父母和家人,加入马共武装斗争,进入森林,完全与家人失去联系,留下的是家中父母陈嘉庆、刘金珠对他的无限思念。 在进入森林4年后,家人终于接到陈志鹏寄来的家书,原来他已进入泰国勿洞森林,书函除了问候家人之外,也流露出他对家人与家乡深深的怀念,但基于当时的政治状况,无法回家与至亲相聚。 寄家人一封家书后失联 在接到这一封家书后,陈志鹏从此就与家人断了联系。即便在1989年马共与马来西亚政府及泰国政府签署和平协议,部分马共成员重回马来西亚,部分则留在泰南生活,但陈志鹏依然渺无音讯,这让渐上年纪的父母心情非常沉重。 陈志鹏的胞妹陈秀梅,在夫婿高永成的陪同下,在安顺接受星洲日报访问时说,当时母亲刘金珠一谈到二儿陈志鹏就泪流满面,父亲陈嘉庆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在家的11名儿女,都知道爸爸嘴上不说,心里还是很殷切地希望有生之年,能再见到让他们魂牵梦萦的孩子。 多次到勿洞寻人不果 “我们不断追寻志鹏的下落,包括多次到泰国勿洞去,向马共成员探听消息。由于马共成员向来在部队用另一个名字,那儿的人不知到他原有陈志鹏的名字,这又加大寻找他的难度。” 她表示,妈妈也多次到勿洞去,因过于思念陈志鹏,老母亲甚至表示在巴士中听到志鹏叫“妈妈”。 被告知已过世埋葬果园 “我们在勿洞寻找志鹏时,留下地址电话号码,终于在2002年,我接到居住在勿洞的马共好心人的来函,通知我们说志鹏已在1984年8月15日去世了。 “书函中表示,他向居住在勿洞第三友谊村的朋友询问,其中有几名当年在第二连队的成员,他们凭照片确认志鹏就是第二连队成员坚民。” 陈秀梅说,原来当年志鹏与另外4名马共成员,在勿洞森林中受当地宗教激进武装部队突击,志鹏与另外3名成员不幸牺牲了,事发后五六名马共成员,将4人遗体埋葬在事发地点100公尺外的果园。 妹:父亲2011年抱憾离世 陈秀梅表示,他们兄弟姐妹深知父母的心愿,可惜的是,父亲在2011年逝世之前,他们依然无法找到陈志鹏的下落,让爸爸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人世间,之前老人家也曾表达需继续寻找志鹏下落的意愿。 “我们也一直继续寻找志鹏遗体的努力,这包括寻找当年知道埋葬地点的马共成员、向泰国政府申请挖掘、获得该地段村子领导的首肯等努力。” 2014年来到勿洞寻遗体 她说,终于在2014年3月,克服一切困难后,志鹏的1名哥哥、2名妹妹及1名弟弟,来到勿洞,准备寻找志鹏遗体。 “在挖掘前一天,我们寄宿在山上村民的家。晚上时分,兄妹其中2人的手机在关机后,自动重开;小妹的手机也突然响起来。” 第二天,他们在泰国兵士的陪同下,与挖掘工人一起到当年的果园去。 “那一天,天气很好,挖掘现场飞来一些蝴蝶。挖据工人挖了很多个洞,都没有找到志鹏埋葬的地方。在工人休息时,我们也下手协助挖掘工作。” 陈秀梅说,傍晚时分,就在兵士催促收队时,挖掘队伍准备作最后的挖掘。 即将收队之际 挖到遗体 “我们在现场烧香,祈求志鹏快出现,否则以后可能永远无法找到他了。 “没想到,奇迹出现,最后的挖掘行动,终于挖到4人遗体,并凭着遗体的军装编号,确认4人身分。兄弟姐妹们都流下眼泪。” 陈秀梅指出,他们安排将4人遗体火化后,骨灰供奉在勿洞的思贤阁。 “老妈妈到该处,既伤心又欣慰,她与已故爸爸终于圆梦了。” 她说,妈妈在2022年也逝世了,兄弟姐妹决定,每年都会在志鹏的忌日,到勿洞祭拜他。 每年忌日都到勿洞祭拜 高永成说,他们今年已到勿洞祭拜至鹏,听到妻子陈秀梅说起娘家这段不堪回首往事,让他感到唏嘘不已。 陈秀梅说,当年志鹏工作第一次领薪时,购买几个小玉环送给妹妹们。 “不管玉环是否值钱,我配上项链,从年轻至今一直都戴在身上,以表达对这名兄长的思念。”
7月前
  今年6月4日,我在吉隆坡城中城会展中心第17届海外华文书市3楼会议室举行的新书推介礼上,结识了新加坡作家海凡,买了他的两本书,即散文集《喧腾的山林》(副题《一个游击战士的昨日志》)和长篇小说《雨林的背影》。我国名作家黎紫书主持推介礼,和海凡进行了一句钟的深度对谈。 海凡原名洪添发,另一个常用笔名是辛羽。1976年,23岁的他毅然加入马共武装部队,成为马来亚人民军士兵,直至1989年12月2日马共与马来西亚及泰国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才走出森林,重返社会,结束13年游击生涯。 海凡年轻时即热衷写作,时有词作和小说发表在部队的油印刊物内,重返社会后辍笔多年,近年重拾孤笔,除了马共书写,也涉猎岛国城市生活,先后出版了《雨林告诉你》、《可口的饥饿》、《野径》、《倾听· 回眸》、《瞬间 ·侧影》、《芳林余韵》以及上提的两本书。他荣获多项荣誉,包括金笔奖、第二、三、四届方修文学奖,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年奖。他的《可口的饥饿》被香港《亚洲周刊》评选为2017年全球十大中文小说。 《喧腾的山林》32开本,厚达212页,分为3辑,辑一收录8篇文章,交代马共电台革命之声的来龙去脉;辑二由24篇从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每月一篇发表于星洲日报副刊【星云】专栏《恍如隔世》的文章组成,让读者一窥作者13年森林生活的点滴;辑三的两篇演讲稿,阐述了作者写作动机、个人经历、文学创作、家国历史和人性光辉等课题。 有朋友十分羡慕作者的13年森林生活给了他那么多新奇多样的经验,成为源源不绝的写作素材,作者反问,假如人生可以重来,你会为了获取那样的经验而义无反顾地走入深山去过马共的生活吗?那人哑然,我想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和决心抛弃一切走向未知。而海凡,一个生活在马来半岛南端海岛上,距离马泰边境整800公里的大好青年,又是什么促使他毅然投身马共斗争呢?我相信这肯定是本书读者挥之不去的疑问,而作者未有任何交代,不知是否有难言之隐? 在面向马大文学院的演讲中,海凡告诉听众,他讲的雨林故事,必须是有趣的,众人才不会听得昏昏欲睡,于是他讲沉香、象牙、忘不了鱼和东革阿里的故事,果然趣味盎然,令人听出耳油来。 他那24篇《恍如隔世》的专栏文章,也都十分有趣,让人读了不无产生一股冲动,很想进入森林去体验一下那种生活。我特别喜欢专栏第7篇《豢养:温暖与惆怅》,描写第十二支队第三中队阿沙小队豢养各种小动物的趣事。阿沙族即半岛3支原住民中的先奴伊人,本来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雨林中人,从林地获取小长臂猿、犀鸟或松鼠为宠物,简直易如反掌。徇作者要求,阿沙仔给了他一只小松鼠,竟是小尾指大小的 “肉虫” ,还没开眼呢!阿沙仔叮嘱:一定要喂养它,直到它睁眼看到你,便跟定你了。作者托人以一小截旧军裤裤管缝了个小布袋当小松鼠的家,方便随身携带,有时也直接放它在衣袋里,让它熟悉主人体味,甚至听他心跳。它爱清洁,从不在袋里大小便。它也不会逃跑,老是跟着主人,直到半年后的一天,主人干活途中休息时,它爬上树去,从此叫不回来了。阿沙仔笑曰:它找到女朋友了! 爱情的力量,确是无可抗拒。 我还有一个疑问,也无法在书中找到答案:1989年尾走出森林的当儿,海凡有否扪心自问,当初进入森林时怀抱的理想,经过13年拼搏,到底实现了几成? 无论如何,本书记载了一个普通马共战士的切身经历,是十分难得的相关参考资料,和陈平站在组织最高领导高位书写的《我方的历史》视角完全不同,不可同日而语。
8月前
陈六使图书馆方修书库内找到汉素音这本小书《餐风影露》,扉页上是写着编者赠送予吴之光先生。吴之光,即马华文学史家方修先生。此书在1958年出版,为李星可翻译,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严格来说,汉素音只是南来路过南洋,意义上不可能是方修文学史视角下的马华作家(她也一直用英文创作),但回望汉素音的几本小说,她却可能是跟马华文学靠得最近的一位域外作家。 近期,马共小说出版炙手可热。首先是由黄锦树和张锦忠主编的《夕阳之歌》,接着是马共战士海凡的《雨林的背影》,每一篇皆企图勾画出那些曾隐躲在群山与群山之间的“里边的人”。“里边的人”是《餐风影露》内的章节,写的是森林里马共的生活,聚焦于新青年同志。年仅16岁就加入组织的阿蓝,他的父母遭日军屠杀,随后英军卷土重来,他的姐弟也被马来人排华杀害,英军则开始逮捕马共同志,阿蓝不得已重投森林的怀抱。另一女同志小云的母亲和弟弟都被抓进集中营,她被迫进入山里边,也鼓励很多人一同行动。她后来请求党批准自己和孙同志(此角色以郭鹤年二哥郭鹤龄为写作原型),但最终也被英军俘虏。 这些“里边的人”,据说是为了“报复了我们的人民所受的冤屈”,他们攻击警察局,杀害警员,还用巴冷刀将那些曾出卖过他们的警员砍成几段。森林里有山蛭、有刺、有毛虫,当然还有抓马共的辜加兵、马来警、华人汉奸和红毛鬼子。回头再看《餐风影露》,这些青年为何要到山里来呢?他们还要去破坏胶林、铁路,和马来特警搏斗,甚至学习开枪。 他们只是涉世未深的青年。然而,汉素音并未偏颇地描写了她笔下的青年马共,反倒是真实地呈现了他们凶恶的一面。在那个帝国主义时代,这些青年的前途总由不得自己主宰。“日本人走了,英国人来了。我不能进学校。他们说我年纪太大。我一辈子,除了当苦力,不能做别的事。我的朋友都在里边。出来的通通又都回去了。外边没有出路。”这时的青年对山里边的马共并不畏惧,他们恰恰觉得只有走入山里才是“出路”,绝大部分是因为理想的感召而进入森林的。 今日谈及马共小说,难免绕不过《餐风影露》。汉素音以一个外来者身分介入其中,却冷静观察到“紧急状态”下的社会众生相。书中也提及为马共提供粮食的新村农民,他们一样是无辜的受害者。英国统治者回来后,“把他们都装上卡车运走了,他们的茅寮被焚毁了,他们的庄稼烧掉了,猪也屠杀了”,他们在车上曝晒了两天,又饥又渴,最后被载回新村,“住的周围被围上铁丝网”,阻止他们运送食粮给马共分子。村里的生活条件极度恶劣,雨季来了,他们被困水中,小孩病倒死去,大人割胶讨活不易,红毛鬼来看一回又走了。 “在森林中生活,最要紧的是忘记森林。……只要一注意森林,你就不能在这里边住的久了。”1956年《餐风影露》出版时,“紧急状态”法令已实施约8年之久。政局动荡,前途未卜,当时华校生该怎样选择自己的出路?“里边的人”并非全是出于自愿,“有的是因为一时气愤”,有的想逃避政府的军训,又或惧怕被英军强制逼迫征入军队,他们都是稚气未脱的青年男女,也就轻易地投降叛变。 汉素音驻留马来亚长达12年,她是深入了解此地的。南洋大学授课期间,她把眼光放诸亚洲,专注于东南亚华人,又格外关切马华文艺。1954年2月16日的《南洋商报》刊登了“名作家周光瑚女士在记者职工会聚餐会中演讲‘中国人是否东南亚之一威胁’”的新闻。独立前1950年代初期,大概也不是所有青年尤其华校生有幸升学,尽管当时南洋大学犹如“横空出世”在南洋这片荒瘠的土地上,但很大可能这不是华校生唯一的出路。汉素音在星马演讲写作,汲取这片土地的故事为素材,《餐风影露》故事都发生在柔佛州的森林、乌鲁舍利(Ulu Cheli)垦区、拉必士(Lapis)胶园等,用当时汉素音当时的眼光,“这就是战又非战和又非和的马来亚”。 《餐风影露》的写作最后给汉素音和丈夫带来了麻烦。丈夫梁‧康伯(Leon Comber)受到牵连被调往登嘉楼,汉素音也因此离开柔佛新山中央医院。1959年,两人的婚姻告一段落。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佛陀也到南洋来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王安忆有个南洋父亲王啸平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 寻至伤心太平洋上来祭祖
9月前
“马共”是曾活跃于马来半岛的共产主义政党,1930年代在森州某村落成立。时下马来西亚人对马共已然陌生,但在一些马华作家眼中,却是一大文学主题。 马克思曾在他起草的《共产党宣言》说过,“一个幽灵困扰着欧洲共产主义幽灵。旧欧洲的所有力量已经结成圣盟,以驱除这一幽灵。” 如果将以上这段话放在我国历史框架,那么应该改成“两个幽灵困扰着马来西亚,而马来西亚政府一直不断想办法驱除这一幽灵。”这两个困扰着大马历史的幽灵,时不时被政客提起、被种族主义者提起,宛如一柄悬挂在华人社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需要华社在这片土地上,不断证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诚。 这里面的其中一个幽灵,就是著名的513事件。如果说中国有六四,那么在马来西亚513绝对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恶魔,重复成为种族主义者炒作的课题。除了513幽灵,另一个鲜少被人提起的幽灵则是马来亚共产党(简称“马共”)在我国的历史定位。 马共历史,绝对是我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段历史。可惜的是建国以后,我国政府似乎为了除灵,对马共历史噤若寒蝉,只在历史书上寥寥几笔,匆匆带过。犹记得当时中四的历史课本上,只是书写马共在何地成立,以及如何与英军合作对抗日军。此外,当然就是讨论共产党对马来亚的危害,以及为何不被当时的马来亚接受。 ◢官方历史匮乏,马共成文学题材 在缺乏详细的官方历史论述以及记载下,马共的事迹仿佛成了明日黄花。可是,马共其实对我国华人的命运有深刻影响。如今存留在马来西亚的613个新村,就是马共曾经存在和影响的证明。华人新村,可以说是英国殖民统治者为了阻止在地华人对马共的后勤支持而成立的“集中营”,这个计划在当时能够阻止马共的发展,也激起了友族的不满。毕竟对于友族来说,要重新划分现有的土地成立新村,等于侵蚀了原住民以及马来人的居留地。此外,新村的成立也造成了延续至今的种族藩篱。这里令人惋惜的是,华人在普遍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以后,就把在树林里的马共给忘了,仿佛他们不曾存在过一般。 在官方历史匮乏的情况之下,以马共为题材的马华文学,成了马来西亚文学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那段动荡不安的年代,那引人入胜的丛林生活,以及一段段地道战和暗杀的历史夹杂着家国仇恨,男女之间的爱恨情仇,绝对是创作者的宝库。这部由黄锦树和张锦忠编的《夕阳之歌》,就是以马共为背景的小说选集。 这部小说选集里除开金枝芒的《饥饿》,总共收录了18篇中短篇小说,里面包括了张贵兴的〈群象〉(节选)、黎紫书的〈山瘟〉、曾翎龙的〈风情无人处〉以及陈政欣的〈巨响过后〉等等。虽然并非生长于那个年代,可是身为马来西亚人,读来自有一股独特的乡土味道。正如黄锦树在本书开篇序幕里所说,本书是历史工程的一部分,借助文学召唤历史、反思历史,甚至期盼超出既有的历史视域去理解历史。 本书可以说达到了编者追求的目标。这部小说集里唯一的共性就是与马共有关,每个故事主题不一。其中有〈雨纷纷〉那游走在虚幻与史实之间的书写,读起来好玩;有描述现实与命运之无奈的〈细雨纷纷〉和〈远方的来信〉;也有带点浪漫主义色彩的〈我是一株小蒲葵〉。这一篇篇小说,构建了马华作家眼中和想像中的马共。 可是现实历史中的马共,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呢?在经过多番比较以后,发现西方英语世界以及东方中文世界对于马共的历史描述有相当大的差异。 根据东方世界的主要论述,马共在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时,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上万人的队伍,并在马来亚四分之三的地区建立了人民政权。如果当时的马共总书记莱特没与英国人暗通曲款,那么马来亚共和国可能就建成了。虽然马共由于莱特而失去了大量的金钱和武器,可是根据东方世界的论述,当时的马共在华人社会,以及工人阶级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并成功击杀过英国驻马最高专员葛尼(Sir Henry Gurney)。 东方的主要论述甚至指出,当时的马来亚总人口中,马来人只占了43.3%,而华人以及印度人各占了44.9%和10.4%,华人是当时的主要族群。在中共的支援下,马共甚至一度派人到北京见毛主席,学习革命思想,革命成功的几率极高。要不是邓小平后来撤回对马共的援助,马共绝对有可能在与英国人交手中占上风。这种东方世界的论述或许就是后来马华作者写作《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的灵感之一。 ◢不成气候?没有执政经验? 但是在西方世界的历史论述,马共在早期只是一个不成气候的政治组织,就算后来与英国人合作抗日,也没有任何出色的战役。他们当时的战略以收集情报和骚扰游击战为主,鲜少对日本人造成严重的打击。在日本投降以后,马共的活动踪迹大多数在丛林山脉之中,并没有建立起任何永久的执政基地甚至执政经验。根据前总书记陈平在《我方的历史》中的描述,当时最轰动的英国驻马最高专员刺杀行动其实只是歪打正着,他们在刺杀时并没有预料到最高官员的存在。 马共在《合艾和平协议》以后已经成为了历史。在官方论述缺席之下,马共成员口诉的历史会议和东西方社会各自的历史研究构成了不统一甚至南辕北辙的马共历史。无论如何,根据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就算马共能够成立理想中的“马来亚共和国”,或许也只是昙花一现。历史虽然充满了偶然,可是如果放在大时代的环境之下,马共的分崩、失败是必然的。这是由于马共的主要成员,甚至是斗争理念,都与马来亚的风土人情格格不入。 在官方政治史仍然缺席的情况之下,马共的功过或许只能是马华作家写作的题材之一罢了。
10月前
那口井距离我先生祖家不到100米。也就是快转入南利新村路口旁,一只大多曼鱼(ikan toman)洋灰塑像后面的土地上。沿着此路直走两公里,就可到达永平的彼咯水霸(Empangan Bekok)。 1950年代,马共组织在森林里活动,廹使英殖民政府把散布在周边笆场的华人住屋归聚到一个地方,形成了永平南利乡村。为了不让村民救济马共分子,进笆场工作的村民所携带的食物都得经过官员检查,才可进入笆场。 我先生的祖父祖母在这里落脚后,经营一家小杂货店。不过他们膝下无子,便领养了一个男孩——我的家公。从此他们在这南利新村落地生根,开枝散叶。这里还有一些村民的祖辈是从中国到南洋来垦荒的。 当时村内没有水电供应,几乎每户人家都在住家范围内挖一口井,应付日常所需。此外村里还掘了几口公共水井,做为饮水及烹煮之用。至于家中水井,因养猪、鸡鸭及设有化粪池,大家担心井水受到污染,所以都会去公共水井挑水饮用。 我刚嫁至南利新村是90年代初,每天家婆或小姑都会用扁担挑两担水,大概4桶(装食用油的铁桶)倒进大水缸备用。因为这粗重活我干不了,有时会引起小姑不满,后来家婆还拿了些小钱打赏小姑挑水的功劳。偶尔也有村民用摩托或小车来载水,或在水井边闲话家常。记得井边还有个小木板屋充作冲凉房。 公共井水的水质甘甜,滋养了几代村民。只可惜如今年轻一代都出外打拼,整个村子只剩下年老及年少者居住于此。幸好90年代中南利新村终于获得了自来水供应。水井的角色便隐入历史的洪流里了。
10月前
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