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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文坛

【读家选书】不再是十大选书,因为除了非文学类,编辑室选了12本文学类。 3位90后作者的2023马华出版印象,不约而同点出了特殊现象——马华长篇小说。文中提及的不少好书,都有助你建构自己心目中的私房选书。 李婷欣 / 追溯与重构:马华长篇小说的历史召唤 2023年的马华文艺出版品比往年更热闹,今年也集合了各年龄层的作家,可谓百花争艳。从各类文集印刷品(囊括散文、新诗、长短篇小说与评论集),至多媒体作品,都可见马华作品逐步扩展疆域,并集体性地为马华文学作出不同的诠释——可以是一场散文体的“私密自述”如:《深夜拾荒手记》、《洞》;也可以是透过诗作“自我辩证”如:《我吞下一颗发烫的黑曜石》、《在卡美洛当左派》;更可透过小说书写试图“追溯”或“重构”国家历史内涵。 ◢马华长篇小说,长长的历史时间轴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马华长篇小说出版成果丰硕,而最为亮眼是以“历史”作为素材的“历史小说”。这些作品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一道长长的历史时间轴,并借由文字再现马来西亚历史进程,以及展现社会的变革与矛盾: ❶陈政欣《武吉演义》(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开始,至1948年6月18日,英殖民地政府宣布马来半岛进入“紧急状态”) ❷贺淑芳《蜕》(1969年5月13日“513事件”) ❸海凡《雨林的背景》(1989年马、泰、马共签署“和平协议”前夕,回溯长达半世纪的记忆) ❹碧澄《多事之秋》(从日治时期前后至三方签署《合艾和平协议》) ❺张贵兴《鳄眼晨曦》(横跨人类史的婆罗洲雨林) “历史小说”不能只单纯作为历史揭示,或还原真相;显然,小说自身具备一股力量,为“失语”的历史发声,并从叙事中找回民间介入历史的权利。历史当然充满了暴力,与不能言说的伤痕。作家则有其必要性,搭建出一个与读者共同的集体空间,让这空间足以承载过去与想像,让小说成为了“历史的重写本”。 ◢“召唤历史”,也“反思历史” 作家各自有不同的预设与立场,也有不一样的方式去处理历史议题。海凡《雨林的背景》让读者读见马共在历史中被折叠的生命纪录,以及解散后的归属问题。这一份梳理是细密、切身的,也能从其中窥见海凡主体介入与伦理立场。贺淑芳以《蜕》处理513敏感课题,纵然513事件至今仍是国家禁忌,贺淑芳却能找寻一个出口,让小说“不只是”停留在历史现场,并在“实”与“虚”之间处理伤痕。难得的是,即便在面对真实资料上断裂、不清楚的部分,贺淑芳选择不去强硬地填补缺失的记忆,而是尊重那层“空白”。张贵兴的《鳄眼晨曦》则将婆罗洲雨林摆在一个地球史上,以跨地域/跨时空/跨物种文明/跨宇宙进程去大幅度书写跨世纪的婆罗洲。 2023年的马华长篇小说既“召唤历史”也“反思历史”,更是挑战主流官方论述、挑战传统史观,也考验作家触及历史的力道与笔调。作为读者,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过度期待小说能真正处理历史。但我们可以从作家的书写关怀出发,再以他们各自流动的个人经验与田调集结,聆听他们以“在野之姿”为被压迫者留下纪录,为被遗忘者发声。这些文字确实充满国族创痛,但也正是当代马来西亚亟需的一个反思历史视角。 (作者按:若想阅读历史以外,也许可以来点科幻小说——张草充满野心且庞大的科幻世界版图 《末世三部曲》!) 王晋恒 / 这块土地,那片天空 去年仍是马华文坛收获丰硕的一年,我想以“过去与未来”这两大方向回顾2023年的文学出版品。 前辈作家继续深耕本土题材。陈政欣《武吉演义》以演义(Romance)的体裁书写从日本战败的1945年8月15日至马来半岛进入“紧急状态”前,那一段较鲜为人知的历史空窗期。小说揭示了该时期被分为三大类的华人社会,读者从小说角色的“小叙述“(petit narratives)了解建国前的政治生态和架构。 贺淑芳的长篇小说《蜕》亦以小人物的视角,替读者还原官方叙事以外的真相。作者拒绝“只奏和谐之音”,相信“有些坏记忆或黑暗记忆,也许就是那条不和谐的歌弦,终有一日,却可和往昔连结起来。”同年,张吉安导演推出电影《五月雪》,同样以513事件为题材,吸引国内外艺文圈关注这个在马来西亚被视为禁忌的历史伤痕。另,张贵兴的《鳄眼晨曦》再度引领读者深入幽暗潮湿的婆罗洲丛林,于纸页经历这座世界第三大岛上的传说、往事和幻术。海凡则为读者交出第一本长篇小说《雨林的背影》,细致刻画马共人对革命的追忆与情感。 ◢科幻解决当代的无力感 2023年,ChatGPT蔚为风潮,艺术创作者包括作家集体面对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存在危机。当代人的无力感,似乎只有科幻才能解决。继2022年龚万辉的《人工少女》,今年周若涛和牛油小生分别推出《蒙面战纪》和《那些进化了的,以及……》。前者所处理的题材甚至已经无关乎“马华”,转而关心远方另一座城市和整个宇宙的未来。后者则写人类忧伤的异化(退化?)过程,全书黑色幽默、反乌托邦、荒诞主义的意味甚浓。同年,张草亦完成了鸿篇巨制的“末世三部曲”。他们赋予科幻此一类型文学以深度和厚度,拓展现世的更多可能。 这一年,不少我辈同侪出了第一本书。“元宇宙”组合(梁馨元、陈凯宇、胡玖洲)的写作方向关心情欲和身体、蔡晓玲的散文集《洞》折射当代女性的处境……在这块日趋保守的土地,我们需要更多元的音声,其中包括马华第一本有声诗刊《口口诗刊》今年推出第二期,题为“酷儿与流动”,实验诗的呈现形式和突破作品的选材。 马华文坛正处过去与未来的时光夹缝,我们脚踩这块受伤的土地,仰望澄明的天空,在对未知的期盼中,继续砥砺前进。   叶福炎 / 罕见的出版奇迹 包括文学与非文学类(含修订版、再版)、杂志书、有声书以及电子书,2023年的华语出版共计130种有余。不论数量及种类都略有成长之余,出版现象也别于过往,值得留意。 在文学类中,马华出版品跨地域的出版已进入常态。除了台湾出版,黎紫书、张贵兴、范俊奇等马华作家,因其优秀作品陆续获得华语市场的关注,开始有了中国版。另一方面,今年也出现了不少经典作品如黎紫书《野菩萨》与《告别的年代》、锺怡雯《垂钓睡眠》的再版,也是相当罕见的情况。 ◢长篇小说变多了! 另一方面,今年的马华长篇小说奇迹般大幅增加,分别来自于张贵兴《鳄眼晨曦》、海凡《雨林的背影》、陈政欣《武吉演义》、马仑《新冠疫情泪花飘》、碧澄《多事之秋》以及贺淑芳《蜕》的创作,而他们刚好各别处理不同时期的马来(西)亚——从帝国殖民时期到当代的新冠疫情,横跨了相当长时段的历史轨迹。在长篇小说的包围中,其实也有不少新秀作家皆端出自己的第一本作品——陈凯宇《深夜拾荒手记》、梁馨元《我吞下一颗发烫的黑曜石》、王晋恒《时光幽谷》、胡玖洲《我们在房里看A片》、蔡晓玲《洞》,值得关注。 在非文学类的书籍中,陈然致《逝者的证词》可说是近年来的出版奇迹,目前已来到7刷。不过,综观这类别的出版品,依旧能见其仰赖的是学者与文学工作者的成果积累,仍然缺少由出版社主导的出版计划,唯独由大将出版的《举手:公民参与的初步提问》是少数例外。虽然如此,不过围绕在地方、社会及认同的课题上,也有让人为之眼前一亮的出版品,如萧永龙《南洋书话》、吴佳翰《谁是“沙巴之子”?》以及柯嘉逊《马来西亚人的困境》,皆是佳作。 此外,苏添益《大自然大智慧》和陈奕龙《岁月吼声》——这两本摄影文集分别以镜头记录马来西亚的雨林与大自然以及人民在都市抗争的街头运动,不仅在本地出版市场上相当罕见,也特别具有社会意义。希望这一类型的书籍能够获得更多读者的关注。最后,在报刊、杂志逐渐凋零的年代中,红蜻蜓出版社以不同形式的创作内容,创刊杂志书《读一点》。这一逆势突围的出版显得难能可贵,期许能够长久经营下去。 相关文章: 【读家选书(上):文学类】2023年读家选书,出炉! 【读家选书(中):非文学类】2023年读家选书,出炉!
3月前
与大多数曾经旅居新马的中国现代作家一样,郁达夫与南洋也结下了不解之缘,却因为他的性命终于南洋,铺垫了一场“生死恋”,这七十多年来终究叫新马的读者引以为憾。郁达夫旅居新马只有三年两个月的时光,然而他带给当时新马文坛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至今未退。 1938年底,郁达夫带着婚姻的伤痛抵达新加坡。“此身已分炎荒老,远道多愁驿递迟。万死干君唯一语,为侬清白抚诸儿。”这是《毁家诗记》的第16首,后来详加注解:“建阳道中,写引二十八字寄映霞,实亦决心去国,上南洋去作海外宣传,若能终老炎荒,更系本愿。”此诗写于他前往南洋途中,隔年于香港的《大风》刊载。这话竟是一语成谶,“郁达夫”成为马来西亚一代写作人的“集体记忆”。 郁达夫到任之后,开始接手《星洲日报》多份副刊的编务。对这位早在上海已办过《创造》季刊的专业编辑而言,这份任务绝对难不倒他。他先是接下《晨星》、《繁星》,之后又有《星洲日报》和《星槟日报》星期刊的 “文艺” 副刊,同时创办了《星洲日报半月刊》的“星洲文艺”,所编辑过的文艺版位实不能尽数,郁达夫见证了马华文坛战前纷纭多元的文艺版位。 郁达夫原就铁着“上南洋作海外宣传”的心志,这时期他已不再写小说,也不可能再有心思写小说,倒是抗战的政论和文艺随笔,他写了不少。郁达夫抵步南洋不久,即1939年1月1日,《星洲日报》的新年特刊即刊载他第一篇政论〈估敌〉,此后一周内每隔几天,《晨星》和《繁星》都有他的文章,从不间断,直至日军占领,郁达夫逃亡避难荷属印尼。 1939年,星洲日报拟出版《星洲十年》,记述30年代新马社会的发展变迁,找来了关楚璞任主编,其他编委则有郁达夫、姚楠、许云樵等。按姚楠的记述,郁达夫当时非常忙碌,社交应酬也多,《星洲十年》的编纂,郁达夫实际上是处于顾问的地位。当时姚楠已开始投身南洋研究的工作,隔年,他和刘士木、张礼千、许云樵等人于新加坡成立“中国南洋学会”,并创办《南洋学报》,郁达夫不仅参与了该学会的发起,同时担任了两届理事,对南洋研究的工作非常支持。他著名的南洋游记〈马六甲纪游〉即发表在第一辑《南洋学报》上。 彼时正是烽火战乱之时,个人生死和国家安危,朝夕不保。郁达夫和他的南洋战友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利益,也为了学术与知识的推动,努力办报、写作、研究,同时协助促进马华文艺的发展。身陷绝境,他们更是惺惺相惜。郁达夫和王映霞破镜难圆,最终决定在星洲协议离婚,时任《星洲日报》总编辑的关楚璞即是见证人,他说郁王二人离婚后,郁达夫认为不做夫妻,作朋友也好,短期内仍同居,王映霞回国之前,郁达夫还在新加坡南天酒楼设宴,题诗送别。 姚楠和郁达夫也是同仁编辑,私下交情甚笃。1939年,姚楠还在星洲日报报社工作。战乱时期,他想在南洋成家,举办婚礼,但因为双方家长都在上海,只好找来比他大十几岁的郁达夫作主婚人。姚楠回忆道:“他一口答应,后来我们结婚时,他在结婚证书上签名盖章,使我们的婚约产生了效力。《星洲十年》的编纂处同人那天大部分到场参加,并拍摄了团体照。这照片我至今还保存着作为纪念。” 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逼近新加坡。不少南来的中国文化人陆续回国,包括姚楠。郁达夫这时已为儿子郁飞买好了船票,并请随行的姚楠照料,自己却留了下来。新加坡沦陷之前,郁达夫逃往苏门答腊。曾任《南洋商报》编辑的张楚琨,也是当时跟郁达夫一起逃亡28人中的战友回忆,郁达夫就在防空壕里问过他,“我仅仅是一个作家吗?”他的回答是——“您还是一个战士,达夫先生。” 身在战乱中的文人战士,命运堪虞难免。1945年初,他写下遗言:“余年已五十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是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29日,郁达夫从此“消失”了。 今天,我们再读郁达夫在南洋最后的文字,唏嘘无比。他于1940年4月19日《晨星》上写道:“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即以我个人的境遇来说,老母在故乡殉国,胞兄在孤岛殉职,他们虽都不是文人,他们也都未曾在报刊上做过慷概激昂的文章,或任意攻击过什么人,但我却很想以真正的文人来看他们,称他们是我的表率,是我的精神上的指导者。” 郁达夫,一个真正的文人。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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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小说是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那黄玮霜就是任意游走在这其中的人,她用文笔铺排出一条通往小说世界的道路,在这里头乐此不疲,透过书写在虚实之间进行一次次的自我疗愈。   星洲日报《大柔佛》社区报本期“今日面谱”的主角黄玮霜,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她的名字在马华文坛并不陌生,亦常出现在中国、台湾、香港与新加坡等地的报章与文学刊物。   创作以小说与散文为主   黄玮霜的创作以小说与散文为主,她著有长篇小说《母墟》及合辑《偷窥》(收录散文《秘密地图》)、《故事总要开始:马华当代小说选2004-2012》(收录短篇小说《羊水》)及《最后一堂创作课》(东华创英所文集IV)(收录短篇小说《回家》)等。     曾获国内外文学奖   她曾获得的国内外文学奖项,包括台湾道南文学奖散文首奖和小说佳作奖、新加坡国际华文散文优胜奖、马来西亚第三届星云文学奖散文优秀奖、马来西亚第十二届花踪文学奖马华小说评审奖、马来西亚第一届海鸥青年文学奖小说评审奖及中国第十七届滇池文学奖年度最佳东南亚华文文学奖等。   出生于永平的黄玮霜,1岁时举家搬到沙巴生活,7岁才回到永平念小学及中学,之后便到台湾政治大学就读金融学系兼中国文学系辅系。   从小热爱文字的她,利用中学毕业后等待念大学的9个月时间,待在房间写一些故事性文章,现在看来或许青涩,但却算是她创作之路的开端。   黄玮霜自认写作的起点比较慢,直到大学三年级才有比较正式的作品,她当时写了一篇关于父亲的散文《双手》,这篇散文后来获得学校举办的文学奖奖项。 考入创作研究所 坚定理想   她透露,自己在大三、大四时立志要写作,在得知台湾东华大学有创作研究所后,她便考入这所大学修读创作与英语文学研究所文学创作组艺术硕士学位,从此更坚定自己的写作与文学理想。   对黄玮霜来说,介于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小说,是她的小宇宙,也是她自我疗愈的方式;而散文对她而言则是真实的告白,书写散文的过程也是在面对与剖析自己。   她说,小说本身就有一个完整的架构,里头有人物塑造、故事情节编排等,可以把任何元素甚至是秘密放入小说内,而小说的真假虚实是可以随人解读的。   “散文则是比较赤裸的,需要更多的人生经验,不同阶段写出来有不同的层次,我一般写散文,写的是自己、家人和生活经历这方面。”   相比散文,黄玮霜更爱写小说。她透露,这两年的疫情对全球人而言是很特殊的经历,她接下来计划写一部与疫情及疾病有关的短篇小说,目前仍在构思中。   阅读能丰富心灵   她是忙着编织小说世界的写作者,也是一名沉浸书海的读者,黄玮霜认为文学与阅读是一件私密的事情,过程能提供人们一个静下心来思考的空间。   她觉得,现在的一切都太快速,人还是需要有独处思考的时间与空间,而阅读就是能丰富心灵的方式之一,读到的都是作家智慧的精华,非常珍贵。   真诚情感才能打动人   谈及对她的创作之路产生影响的文学作品,她说,各国的文学作品她都有涉猎一些,其中贾西亚·马奎思的《百年孤寂》、班·欧克里的《饥饿之路》及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是她特别喜爱的。   “我觉得一部好的文学作品,需要真诚的情感才能打动人,另一点则是要具备良好的文学技巧,若能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想象空间,则是锦上添花。”       得奖作品 《恶堵》取材丈夫经历   黄玮霜创作的短篇小说《恶堵》,今年获得由中国昆明文联主办、文学刊物《滇池》承办的“第十七届滇池文学奖”年度最佳东南亚华文文学奖。   《恶堵》围绕着家里一股恶臭味展开,由主人公发现、寻找与解决气味来源(满溢的粪坑)的过程,展示故事从具象现实至内在心理的“堵塞”,反映小说中人物各自面对的人生困境。   她说,《恶堵》这部小说对她有特殊意义,小说灵感来自她丈夫过往的一些生活经历,她再加以改造,塑造成一篇全新的故事,作品能获奖算是意外之喜。   “这部作品是比较暗调的感觉,用字遣词也特别节制,不张扬书写情感或困境,以经营这样的故事情节和氛围,但小说最后又能看到一点点希望之光。”   她表示,《恶堵》其实是她在前一两年创作的,间中做了约两次修改,以让作品更完善。   编辑是职业 写作是志业   终日在文字的海洋中徜徉,编辑是她的职业,写作则被她视作一生的志业。   黄玮霜曾在本地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目前在新加坡出版社担任执行编辑,疫情期间她回到马来西亚,以远距方式作业至今。   平时繁忙的工作,令她只能在业余时间写作,她坦言兼顾两者并不容易,因此时间管理非常重要,她现在一般利用周末或假期的时间书写。   “现在我写作的时间是片段化的,有时灵感来了会想一直写下去,但就会被打断,所以我现在写短篇小说比较多,在时间方面比较好经营。”   她也提及,写作自然会面对所谓的瓶颈期,她面对这样的情况时一般会先抽离写作一阵子,先让自己好好生活,确保脑袋和心灵充分休息,等一切准备好再回到写作上。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