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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三句话不离“死”:不是“饿死了”,就是“热死了”、“累死了”。因为大吉利是,妈妈只好在纸上写下“不能讲死字”,并贴在墙上。每说一次,就要罚10仙。这个故事听起来荒谬,却折射出许多华人家庭对“死”的忌讳。 由于缺乏“生命教育”,以至于我从小到大都不知道死去的亲人到底去了上面的天堂、西方的极乐世界、北方的阴曹地府,还是地下的十八层地狱。 我在十几岁的年纪失去了外公和外婆。他们生前都是拿香拜佛的人,但葬礼却是唱圣歌和念圣经。第一次祭祖,我以为必须要烧纸扎品给他们在“死后世界”使用,但妈妈说,外公和外婆已经投入主的怀抱了。 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在临终前转教的。原因是两个基督徒儿子,派了一班“天使”到医院为他们洗礼。当我知道真相时,内心感到非常挣扎。一方面,我必须尊重舅舅的决定,但我又担心外公外婆“没饭吃”、“没衣穿”和“没钱花”。 这道难题一直是我成长过程中最大的疑惑。就连我那位能够通灵的阿姨,也无法解答。反而外公经常将神秘号码托梦给阿姨,让她在每一年的清明节都中万字票,代替祖先宴请后人吃顿饭。 若想用资本主义逻辑来理解“死人财”,当然是行不通的。毕竟从来没领过任何纸钱、纸房或纸车的外公,要如何把多余的资本从天国汇款到人间呢? 说来也奇妙,我对于死亡的理解是原住民朋友教我的,而他们的宇宙观与华人民间信仰非常相似,只是形式不同。 巴迪族的天国:人与树的共生宇宙 以吉兰丹的巴迪族(Bateq)为例,他们相信人死后会变成超自然者(hala’),并在天空中生活。届时,他们将不再需要进食或劳动,享有自由与凉爽的状态,还能在梦中拜访在世的亲友,教授一些实用的技艺与咒语。 为了让灵魂顺利升往来世,他们必须采用树葬,而非埋入土地中。男女的葬法皆使用纱笼布与香兰叶编席(pandanus mat)包裹遗体,置于担架,再安放到树上。唯一的区别在于陪葬品——男性或有吹筒(sumpit)与箭袋相伴,女性则常与其传统竹梳、笛子,或其他生前贴身之物一同长眠。 对他们而言,树冠是灵魂的居所,也是连接彼岸的通道…… [vip_content_start] 根据传说,古时粮食匮乏,因此一半的人变成了树,为他人提供食物。当人类奉献自身,将生命力赋予森林,那人们也能透过采集行为,重新获得生命力。只要这种互动持续存在,养分就会在植物与人类之间循环,象征人树共享生命、历史与身分。 换句话说,巴迪族与超自然者构成了一个道德共同体。当树林大量消失,意味着人类背叛自然,终将迎来灾难性的惩罚,而他们也不再配当“森林之子”。 嘉户族的天国:借鸟羽之力飞往桃源 彭亨的嘉户族(Jah Hut)和柔佛的上游人(Urang Huluk)则有类似的宇宙观。他们相信,一个人拥有7个灵魂(ruay/semangat),只有褪去这个“原初之衣”(baju awal)后,才能回到原始地——天国。 其中,嘉户族的坟墓是用木头打造的金字塔,上面还有精致的雕刻。虽然在埋葬时,男性面朝日落,女性面朝日出,但墓前皆会挖上一口空井,供他们在彼岸洗澡或饮用。而墓旁还会摆满他们的生前物品,包括衣服、香烟和床褥等等。 有趣的是,家属通常会在坟墓插上一只鸡翅膀——男性为公鸡,女性为母鸡——作为“保护伞”,协助亡者穿越炙热的沙漠,平安抵达凉爽的桃源(Pulau Buah)。 法国人类学家Jeanne Cuisinier发现,灵魂以鸟的形态存在这一观念,是整个马来群岛对灵魂的最普遍信仰,而“鸡”是“鸟”的最基本形式。 例如,嘉户族男童在成年礼上必须杀鸡,鸡挣扎越久,象征男子气概越旺盛。再来,巫师会命族人雕刻鸟头形监狱(Balai Berteh Kepala Burung),用以囚禁偷走人类灵魂、带来疾病的“恶灵”(Bes),并悬挂木雕鸡作为交换的礼物。 上游人的天国:以舟为棺渡向大海 上游人的墓碑则融合了“木舟”意象,每个家族的风格迥异,仿佛搭乘不同公司的“船型”前往海洋天国一样。家属还会在墓地周围挖掘水道,于三个角落放置石块,并分别在第3、7与第14天逐一移除,以象征这艘灵魂之舟正式起航。 由于受到马来人影响,他们称天国为“麦加”,而宛如划桨一般的墓碑(batu nisan),则会在彼岸化作“象牙”,送给鬼王当礼物。同样的,他们的“木舟”也会埋葬各种生前用品,像是厨具、衣物、武器、香烟和槟榔等等。 当一个人的尸体不见时,意味着他已变成了Datuk Keramat,栖居于上层世界。而他们一般会在人间“种下神树”,并将位置托梦给族人,作为与神灵沟通的桥梁。 为了获得庇护,上游人巫师会指示病人折7朵白纸花或赠送白布和白鸡,作为贡品。若白鸡回到村里,意味着Datuk Keramat拒绝帮助,病人终将无法康复。 走过万象彼岸 原是同一条归路 这些例子显示,人类与祖先的关系皆建立在“交换”之上。为了理解此世之苦,我们构想了树冠、桃源、海洋等多种彼岸,而这些世界也彼此呼应、相互影响。 那么,若天国真有不同版本,我那原为佛教徒的外公外婆,是否能顺利进入基督的怀抱?抑或他们被卡在中途,无处可归? 多年后,上游人巫师告诉了我答案。他说,自己曾因染疫“死去”,一度抵达天国,看见七块巨石、听见和谐之歌,并与天使交谈,最终又折返人间。 这段起死回生的经历,让他意识到一件事:“我原以为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死后会前往不同的世界。后来才发现,我们走的其实是同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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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亚逸摩立监狱,已被赋以新的使命,为配合2026年马来西亚与柔佛旅游年的到来,在创意机构与新山市政厅合作下,为它注入创意艺术、美食等元素,改为新山另一个新的旅游景点。 自今年3月14日开始,这项新的旅游安排,已正式启动,开放期间,常可见到来自各方的游客进人参观,它预计在明年,参观人数可达到50万人次。 包括这次转型在内,该监狱的命运自2005年以来先后有几次转折,幸运的是的,原有的结构基本上还保留,名称依然保留具有原汁原味的──“监狱城(Kota Jail)” 。 当年该监狱第一次关闭,是由时任大马监狱人力资源总监阿都拉哈对外宣布的。 2007年几经谋划,辟为新的旅游景点,招待旅客参观,并可以在狱中过夜,体验坐牢的滋味。新意尽管充满新鲜,且造成不少的轰动,但仅维持2个月后即又叫停。 2007年8月3日,又重新改为临时拘留中心。如今,是第二次变为旅游用途。 该监狱之所以不能像吉隆坡半山芭监狱一样拆除到只留一门墙面,在于其历史因素。它位在新山黄金地段,如辟为商业用途,价值当在亿万令吉之上。 其历史因素,究其因,就在于这是柔佛苏丹阿布峇卡于19世纪80年代东游时,在参观满清时代的中国上海与日本大坂的监狱时留下的理念,回来后即付托黄亚福负责兴建。 苏丹这一趟东游,他的随行官员莫哈末沙列,全程以日记方式记录下来。 该监狱于1882年4月16日建成,1883年由苏丹阿布峇卡主持开幕仪式。 黄亚福孙女黄佩萱,在她所著的《黄亚福传》,在”建设新山”一章中,引用了柔佛档案的资料,列出了从1887至1895,黄亚福所完成的20项工程,其中一项即是他于1882 至83年兴建 [vip_content_start] 监狱地下室与围墙的合同。该合同由苏丹的弟弟翁固莫哈末签署。 这强而有力的说明,该监狱确实由黄亚福一手兴建的。 2005年大马监狱人力资源总监阿都哇哈,在宣布亚逸摩立监狱关闭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也谈及该监狱与黄亚福的关系。 他说,该监狱占地4.5亩,建费时币3万元,初期只能收容200人,后来不断扩建,高峰时可容纳1500人。 他指出,监狱厨房旁有一口井,是黄亚福建的,因而被命名为“黄亚福井”。这口井的水,永远不会干涸,早年是煮食用水的水源。而在监狱的墙上,悬挂一张黄亚福穿上清朝官服的照片,下端写着:“Wong Ah Foo, Kontrakor Kota Penjara Johore Bahru(新山大监狱承包商黄亚福)”。 总之,在大马监狱史上,这是最独特的一所监狱,如有拱门、长廊等华人建筑风格,而由柔佛苏丹阿布峇卡一手策划,交由黄亚福一手完成的监狱。 不过,由于该监狱现今只开放前面及中部地区,后半部仍然封闭,并非全面开放,笔者日前前往参观时,并没有看到黄亚福穿官服的画像及黄亚福井。 同时,该监狱从上世纪60年代就停止执行死刑的工作,此后全部移至吉隆坡半山芭监狱进行。 文史工作者万家安出版的《英属马来亚在紧急法令时期被判死者》一书,资料取自当年各华文报的报导,详列了那时在该监狱被处死各人的报导。 日治时期,日军也监禁与处死了许多抗日志士,其中一位是前南洋商报记者记者庄朝松。 从历史与文化层面而言,原亚逸摩立监狱,绝对是值得一游的新的旅游景点。
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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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兰丹内陆南部山区有个小村——布赖。 数百年前,既有广东客家人移民到此,早期华人先民为了生活而来到这里采金,后来落地生根而定居下来,经过数代繁衍,逐渐形成了一个客家民俗文化浓厚的小地方。 布赖是个小地方,人口不多,近年人口逐渐外流。村里有座古庙“水月宫”,主祀观音佛母,副祀关帝、财神、谭公爷、福德正神(伯公)、大妈、二妈、三妈、叔婆太等等。 观音神像是明末清初的画像,据说是一位外号“疤头四”的人从中国带过来,后被村民筑庙奉祀迄今,如今画像严重斑驳破损。三位“三妈”为陈林李三奶夫人,大妈是陈靖姑大奶夫人、二妈为林默娘二奶夫人、三妈为李三娘三奶夫人。中国福州的陈林李三奶夫人,二奶夫人却不是林默娘,而是林九娘,在水月宫里认为她就是妈祖林默娘。但也有指三位“三妈”均为妈祖。 每个神明各司其职: 观音——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关帝——忠义正直,是学习的榜样; 财神——施财赐宝,财源兴旺; 谭公爷——治病救世,大降甘霖,消除灾厄; 福德正神——统管土地上的一切事物,赐予生意兴隆,各行各业兴旺; 陈林李三奶夫人——妇女儿童的保护神,除病驱邪; 叔婆太——管理农业的种植与畜牧业。 每年二月十九观音佛母圣诞日,水月宫大事庆祝,仪式为客家仪式,既古老又传统。从二月十五清洗水月宫开始,二月十六日,以亚答叶搭建一座临时“锣鼓棚”,内供奉风火院诸神,里面摆着锣鼓、二胡等乐器。 二月十七日的仪式多,“彩坛”即把神明的金花红布球全换新的,书写墨字红对联贴在宫内多处。 “安神”即安奉上风火院、厨房监斋爷、大将军等临时神位。 下午四点至七点半之间:开始“封斋”,全村善信都得吃素斋戒,村内原有泰国回教徒经营荤肉饮食店的,也因为华人神诞吃素而休业,直到开荤为止。 晚上九点:投筶(珓)问神,获得圣杯后把神明及香炉拿出到宫外绕一圈回到宫内,神明安奉回原处,香炉则摆放在前殿的香案上。 最后恭迎村内的水德星君及三位拿督公到水月宫内赴醮,在前殿设立祂们的临时神位,共同庆祝神诞。 仪式以“落马祭拜”作为高潮,象征神明抵达下马,为祂们洗尘,以示尊敬。 上述提到的风火院神明,指的是戏神田都元帅及所有戏剧音乐神明,包括宫内已故的乐师们。 大将军则为布赖村内早期为民捐躯的先辈们,诸如早期布赖村与土著 [vip_content_start] 发生冲突,还有几次与外村的械斗,以及日寇南侵时的抗日战争等壮烈牺牲的烈士们。大将军神坛处,摆放了早期械斗时的火炮(火铳),以及脚镣及木棍,那是布赖甲必丹捕捉犯法者的器物。 二月十八日,走到村尾地方,供奉了临时“先贤公”神位,均为早期亡故的先贤们。下午四点“拜朝”,晚上11点半“拜寿”。 拜朝仪式:先出外鸣锣三响,众炉主头家及理事会一起跪拜(三跪九叩首,多次),烧起檀香炉,炉主献茶,接着是给诸神明斟酒,最后是献金纸。 先是祭祀主殿,再到前殿、水德星君及拿督公、大将军、监斋爷、最后是先贤神位。 供品方面是三茶五酒、果品(水果五盘与甜品:红枣干、龙眼干、冬瓜糖、冰糖、荔枝干)、斋素(冬粉两碗、黑木耳、金针、腐竹)、三碗庶馐(素菜肴)及两碗饭。 开始祭祀时,得吹奏音乐(管弦乐),祭祀结束就敲锣打鼓(敲击乐)。管弦乐采用西洋直笛(以前是中国笛子及萧)、二胡、椰胡、广东二弦(早期是演奏八音,乐器为萧、笛子、椰胡、广东二弦、小扬琴、古筝、笙、琵琶)。敲击乐是一面鼓,一面铜锣及铙钹。 敲击乐也用在街上走动前往祭祀其他地方或请神时等等。由于西洋直笛与胡琴出现不同调的情况,所以弹奏的曲子显得不合调。 (未完待续)
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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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担任记者,常被叮嘱:“功课要做足,才能出门采访。”但疫情之后,世界天翻地覆,视讯软体取代了记者的双脚,让我们即使身处办公室,也能连接世界各地。无论对象是多么遥远的陌生人,似乎只要上网搜寻、穿针引线,就能在云端搭起对话的桥梁,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何谓全球化力量。 不过,当我想用相同的技能应对原住民课题时,却发现自己处处碰壁,时间成本更是以“年”计算。 我第一次听说嘉户族(Jah Hut)有成年礼,是在2018年。当时,一位马来朋友告诉我,他们有个非常壮观的割礼仪式——男童会穿上传统的马来王室服饰,在山林间巡游——但他说,那只是耳闻,他自己也从未亲眼目睹。 我随即上网搜寻关键字,结果一无所获。于是再转战各大图书馆,喜获几本与嘉户族相关的书籍,却没有一本提到割礼。不死心的我,又转向脸书展开“肉搜”,找到了一位嘉户族社运人士。这么巧,她即将在某月某日到沙亚南参与一场活动,我便制造了这得来不易的“巧遇”。 原以为终于可以一窥这传说中的仪式,不料却因一时疏忽,只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忘了记下她的联络方式,于是这扇门又无声地关上了。 2023年,我因协助本地电视台拍摄嘉户族的治病仪式,再次踏上那段熟悉却艰辛的寻人之路。最终,我从一本书中找到线索,并透过原住民关怀协会协调员Colin的协助,在吉隆坡见到了嘉户族社运领袖Shafie,而这个人后来成为了我的好朋友。 苦等5年时间 只为见一场百年成年礼 从2018年开始追寻,到真正见到嘉户族的割礼仪式,整整等了5年。没人知道,那一刻的我有多么激动。作为村里的稀客,Shafie和其他嘉户族朋友不仅热情款待我,也主动和我分享他们的族群历史。 根据传说,嘉户族相信自己是苏门答腊 Pagaruyung 王子的后裔。相传一百多年前,一位练成刀枪不入法术(ilmu kebal)的王子,在回宫接受割礼时,因皮肤太硬而失败。羞愧之下,他逃往彭亨,并在途中遇见嘉户族的首领,还与其女儿相恋成婚,但他始终隐瞒真实身分。 婚后不久,王子终于向岳父吐露秘密。他坦言,自己已放下过去的宗教与头衔,只愿自己的儿子能以皇子的身分进行成年礼。起初,嘉户族首领担心割礼会危及孩子性命而反对,但最终仍被王子说服,相信这是锻炼意志、净化身心的重要仪式。 自此,嘉户族村子只要筹足适龄男童,就会为他们换上皇子礼袍,骑坐在成年男性亲属的肩上,再由女性长辈手持阳伞随行,缓缓出巡。当鼓声响彻山林,游行队伍会逐一拜访祖先坟,接受先人祝福与庇佑,并回到村中进行割礼。那一日,宛若王室盛典,不仅为一人欢庆,更为整个族群铭记与传承。 然而,嘉户族的割礼与穆斯林传统不太一样。 巫师向我解释:“马来人的做法通常是完全切除包皮,而我们则是在阴茎上方 [vip_content_start] 划一刀‘放血’而已,属于象征性割礼”。他笑称,自己从未与外人谈论这些细节,并坦言,女性其实不得参与某些环节。 神奇的是,自称懂得解读面相的他,突然又轻声地补了一句:“我看得出你经历了很多事情,也很有决心,所以我们才愿意让你参与整个仪式。” Pagaruyung:从征服神话到相遇传说 当然,我的好奇并未就此止步。相反地,每一层被揭开的面纱,都会引出新的谜团。例如,神话中的“Pagaruyung”,究竟指的是哪里? 于是,我再次上网搜寻关键字,意外发现新大陆。原来,Pagaruyung是米南加保(Minangkabau)王权的中心。自14世纪中叶 Adityavarman在苏门答腊高地建立政权以来,这座宫殿不仅是政治核心,更是神圣权威的象征。 历史学家Andaya指出,米南加保王室经常派遣王族后裔远赴外区(rantau),并携带具有魔力的诏书,要求当地人服从王命,否则将遭受超自然的惩罚。 这种将统治神圣化的叙事,很可能早在14世纪末就随商船与移民横渡马六甲海峡,悄然融入马来半岛原住民的神话体系。 例如,在色迈族(Semai)的“真实故事”(chermor)中, 他们被视为亚当的最后后裔,起源于神圣之地 Mengkah,并分别迁徙至苏门答腊、暹罗、霹雳与马六甲。其中,Pagaruyung 被视为首批登岸者建立的地方;而后来抵达的马来人则因性格好战,迫使他们再度迁徙。最终,这些原住民在金山(Gunung Ledang)与之前分散的族人重聚,并诞生了“特姆安族”(Temuan,意即“相遇”)。 不难发现,这些神话中的“Pagaruyung”, 并非外族象征,而是原住民祖先曾经栖居的故土。至于米南加保人,则被当作那些祖先的后裔。这个叙事奇妙地反转了主流历史的权力结构:米南加保人来到马来半岛,不是征服者,而是“回家”的人。 人类历史从迁徙开始 当我准备离开嘉户族村子时,一位朋友又对我说了另一个古老传说:“以前祖先曾经说过,我们和华人都来自中国。很久以前,华人曾用一艘大船(tongkang)来接我们回去,并叮嘱大家上船时要闭上眼睛。但有人忍不住睁开了眼,结果船破了,我们也就回不去了,只能留在这里(马来半岛)。” 不知为何,听完这番话,我仿佛被大海卷入历史的深流,在潮汐之间,看见那些世世代代不断上演的启程、相遇、分离与重逢。 尽管在国家治理下,原住民始终被归为没有名字的“其他族群”(Dan lain-lain)。但在原住民的宇宙观中,人类的历史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由“迁徙”相互交织而成的——没有谁是真正的“外来者”,因为我们早已在神话里相遇。
2星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