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老共

金枝芒（本名陈树英，1912～1998）在马华文学史、马共史之外，知道的大概不多。在马华文学史上，他属于南来文人──出生于中国大陆，一九三○年代南渡，从事教育工作，兼从事写作，日治时期加入马来亚共产党。他早年（二战前）有五个短篇以乳婴的笔名收入方修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以笔名殷枝阳撰有〈牺牲者的治疗〉，收入李廷辉等编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可见在马华文学史上是个公认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创作之外，评论方面他也颇有建树。主要是在一九四七、四八年以周容笔名写的〈谈马华文艺〉、〈也谈侨民文艺〉参与了马华文艺的属性──在地性──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建构。那是南来文人一次重要的内部分歧，独特性论述用以区隔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在文学上争取前者的独立性，其中的政治意味不言而喻。那先于马来亚建国。写于五○年代末、据闻曾于一九六○油印出版的《饥饿》于他逝世二十年后（马来亚建国五十一年）出版，这样的时机，不无象征意义。

一九五五年华玲会谈后，马共退入北马大森林。身为共产党员，以金枝芒为例的左翼文学也潜入地下（或如方天被迫离境），台面上的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文学也面临了“有一个独立的马来亚”（民族国家－国家意识）的考验（如方北方），它的战斗性、文学性，均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金枝芒那一辈人的文学活动早于马来亚建国，严格说来属于“有国籍的马华文学”的史前史，和起源很近。一如他们的政治活动。在英殖民时代，主要是抗英、争取马来亚独立建国；日本统治那几年，则是抗日；日本战败后，又回到抗英。马来西亚建国前的马华文学左翼现实主义无疑是主流，因为它是政治启蒙的一部分；对那些写作者而言，写作的本身并非目的，不过是斗争（不论是启蒙、救亡、抗英、揭露现实，还是歌颂革命）的形式之一。五○年代后，金枝芒（及他的各种化身）在马华文学史上消声匿迹，一直到马共签署和平条约、走出森林，逝世多年后，由战友编辑出版他的遗著《抗英战争小说选》、《饥饿》，他的身影方重登马华文坛。

原来一九五二年后他随同部队潜进北马大森林里去，以周力的化名负责编辑、撰写、油印马共内部发行的刊物，大致可以判断他或许是部队中最有写作能力的人（也可说是军中作家）。《抗英战争小说选》中的几篇小说原刊于马共内部刊物《十年》，从篇首或文末的注记来看，记述都是“有所本”的。这些故事之间有一些共同的元素：村庄之间的地缘性，和马共游击队的深刻关系，被英军军事对付，遭到毁灭性的攻击，涉及三个不同民族对马共游击队的支持，与及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但何以像金枝芒这样的人会选择小说这种带有虚构特征的文类？《抗英战争小说选》即回答了这样的问题：他和他的读者都相信，那样的写作忠实写出他们彼时的此时此地的现实，小说写作在那样的脉络下，显然负担着见证的政治－历史功能，而非文学虚构。大量运用白描、直叙、完全不出乎政治语境的心理描写－－正面反面人物都吻合脸谱程序，都是“典型人物”－－贴合原始读者对敌我的理解。因此即使有虚构，也是服务于那样的意识型态功能－－让战士更像战士、牺牲者更可怜、施暴者更可恶。有支持游击队的村领导与群众，也一定有叛徒或恶霸，不论正反面人物都是彻底的扁平人物。藉用小说形式的好处是，修剪现实的枝桠以便更平顺的呈现理念。但从文学角度来看，那不可能是好的文学。可以说，那是特定境下的产物，意识型态功能先于美学功能，甚至可以说设定了读者的政治立场（以同一政治立场的读者为隐含读者），故难以被不同政治立场（或不预设政治立场）的读者接受。

一如这十余年来大量出版的马共回忆录，都可以视为与官方主流论述的抗争，在他们眼中，官方的历史解释对他们是不公平的，甚至掺合了英殖民者的视野（大部分非左派的相关论述都接受英国军事行动的正当性，以马共为叛乱分子，近乎“历史定论”）。一九五五年的华玲会谈因马共不接受屈辱的条件，协约不成重新走回大森林，不过两年马来亚就独立了，从此马共以抗英去殖独立建国为主要诉求的武装斗争失却了大半的正当性，不论是马来亚还是马来西亚，都不该是敌人，虽然国家也许没有依照他们想像的方式去建构。因为历史定位不被承认，唯有持续作战，只是那样的战役未免消极，被收缩向他们自身，与人民的关系渐远，只是他们自己的战役，成了下不了台的台阶。对于尚活着的老兵而言，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的和平条约不啻是一大解放。老马共们放下了枪，拿起了笔，这些书写无疑是这些曾经参与革命的老人余生的最后的战役──仍然是争取承认。另一方面，这些写于、刊于五○年代的作品出土，除了可以促使文学史的改写，更重要的是让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尤其对出生、成长于中产阶级生活的世代－－有可能被重新审视。因为那段历史已属上一代人，已过去近半个世纪。

■死亡的脸容

金枝芒的抗英小说把读者带回五○年代，那个此时此地的现实，那个现在。也带出他们那群人的视野。

一九四八年因左翼反英抗争趋于尖锐，英殖民政府是年六月宣布紧急状态，展开大逮捕，与马共的内战爆发。一九五○年始，为切断乡村华人对马共游击队的后勤补给，英政府启动毕礼斯计划（Briggs Plan），数年内，超过五十万华人（其时华人人口的四分之一）垦殖民被迫迁入戒备森严的新村（时人称之“集中营”），以集中监控，从粮食到行动都被军警严密监视。

那即是金枝芒抗英小说的历史背景，尤其是《饥饿》，尖锐的呈现了马共游击队因后勤补给被切断而陷入空前困难的状态。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饥饿》无疑是金枝芒最好的作品，而不仅仅是他篇幅最长的作品（近四十万字）。虽然还是有些口号式的文字，作为原始读者（战友）视域的标记，可以说在可以容忍的范围；有好些说明性的文字（说明每个角色的过去、身世、个性等）也在可理解的范围。就情节而言，不是个太复杂的故事，就叙事类型而言，属于“受困－突围”的类型。故事简单，是因为角色的行动被局于一个有限的空间。在那样的限制下，他们的行动被迫一再重复，重复尝试寻找突围的机会；因重复而带有仪式的意味。最初的行动不免是一再的失败，在那样的过程中，成员逐渐减少，于是行动的牺牲者一再增加，悲剧感也随之叠加，一直到一个临界点。要么全军覆没，要么终于突围成功。前者悲观惨澹，有时或用以惊吓读者，令人耿耿于怀；后者留下希望的种子，见证了意志的胜利。不管现实情况如何，就其所需具备的功能而言，马共小说不可能选择前者，否则就会受到诸如“失败主义”的批判。

在一定程度上，小说以这样的类型呈现，是被现实决定的（小说里明确的说是一九五二年）。毕礼斯计划实施后，“人民”（不论是马共同情者，还是被威胁合作者）都被封锁进新村－集中营里，切断了马共的粮食补给，阻扼了他们与群众的接触。在外，是英军的围剿，即使退入大森林，一旦被发现留下线索，就是一场硬仗。而《饥饿》正是写一支被隔离在新村－集中营之外，且与主要部队失去联系的小队，不断的寻找预藏的粮食，因叛徒出卖以致存粮被毁，而加速陷入绝境。粮尽之后，试图寻求突围（突破封锁向村民取得粮食、和部队取得联系，以便在安排下撤离），相对的，被困于集中营双重铁丝网里的妇孺同志，也在设法存粮待命。两端的受困、寻求突围。

小说设定的游击队是“队伍只有十多人，有女的，也有老的，武器不良，弹药和训练不足”，而不是训练有素、由壮汉组成、武器精良的部队，注定带有悲剧色彩。一如之前的抗英小说，一样会有叛徒、通敌者，读者对他们面目的知悉也早于小说中其他人物（因为全知的叙事者对此一目了然）。何以选择这样的一支衰弱部队来承担叙事呢？小说中借领队老刘在获悉同志明富背叛后的一段话表白作意：

“……共产党的名声是建立在为穷人打天下的事业上，是建立在我们前赴后继、百折不回的革命精神上，谁也败坏不了。况且，群众知道我们在叛徒的进攻下怎样坚持革命，共产党的名声会更响亮。”

换言之，叛徒和敌人的围剿在这样的叙事里都是提供考验，因此它的调子带着革命寓言的意味，证道甚至殉道。带着宣传的意味。即使如此，那也只是对原初读者（同袍、同情者）而言。而宣传性的话语是这部小说最鲜明的语言之一（或明净如圣语：“他们的心地像白纸，品质玉石似的坚贞”、“他们是英勇的战士，也是天真的孩子。”），关涉小说中正面人物及预设的隐含读者信仰的再确认。

就小说论小说，它的细部（文学笔触）超越了宣传。最有力量的部分在于刻划那种特殊状态下的日常生活细节，被包围、反击、退走，尤其是陷入饥饿情境下狂乱的觅食与死亡。因粮食匮乏，人的生存状态被逼到极限，胡乱吃野菜而中毒，是这部小说反覆的主题。吃有毒的山薯、山芋、石芋荷、木薯叶，中毒后呕吐、翻白眼、昏厥，昏了一两天起来，因饥饿难耐，下回又再去吃。以此写饥饿之恐怖，对小说人物而言，有过于植物碱中毒。更多的篇幅写反覆采集聊胜于无的野棕榈（书中称之为“柠檬”）心，每一次中毒就像是一次试练，譬如游击队员中的小鬼，竟然缩小了：“山芋毒可真厉害，昏了一次，像发了一场十天八天的大热症，不只周身骨节酸痛，身上的肌肉也像削落了一层，一个身体强壮、肌肉丰满的小伙子，骤然瘦了下来，使人看起来像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但作者运用的并非魔幻写实，而是贴近人物的逼真写实，以期取信读者。“饥饿”作为对革命最严酷的考验，确实超越一切，上升为主题，也只有在那样的情况下，“椰浆煮柠檬”会被喻为“吃大餐”；盐被喻为糖，“吃起来是甜的”；如书中所言：“然而，他们毕竟也是人，要吃饭才能革命，至少吃了野菜才能坚持斗争。”

不管是饿死还是战死，死亡的场景在这部小说也许是最值得玩味的，也最富文学意味。从这些不同的死亡景象，充份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学能力－－写出死亡的多样性。作者用了非常具体的形象描绘，宛如特写、停格放大，强烈的视觉性，突出死者的状态；死者的脸孔、死前的感觉。写生存的极限，却仿佛写出了死亡的可见性。这种诉诸视觉的语言，很可能会让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死亡不属于任何人，是人普遍存在的一部分。这大量的细节描写，让客体成形，向读者的眼与心显现，就量而言应已超过宣传的需求，而带着（残酷的）审美趣味。似乎可以说，它们是自为目的的，为马华文学留下罕见鲜明的死亡面容。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文学的力量－－也可以看出作者强烈的现代感，虽然它们的上下文是铺天盖地的琐碎日常。

在意识型态上，如此生动的饥饿窘态，似乎证成英军“饿毙政策”的成功－－虽然作者一再强调他是要展现马共游击队员的钢铁意志。即使在叙事末尾终于突围了，大量的死亡却是无法抹除的。就这点而言，以饥饿名书并以之为主题，又可说是不政治正确的。是为了控诉英军的残暴吗？似乎不太有说服力。因为那是战争，马共一样不择手段，确实发动过恐怖活动、误杀、恐吓过老百姓（张佐的回忆录不乏相关的自我检讨，英国人的资料更不用说），用尽各种策略来打击敌人。符合政治要求的书名应是突围，饥饿本来就是个文学性的命名。当饥饿被前景化，造成饥饿的原因就成偶然因素退入背景里去了，至因饥饿而死可说是至高点。

为了让饥饿可以到那种程度，作者其实设置了不少条件。除了前述让这支部队都是老弱妇孺（包含一个怀孕的女人），也让他们置身最不好的季节（如书中角色言：“我们饿得也不是时候”），不是野果成熟的季节。而且小说里的那座森林，物产也惊人的贫乏，仿佛只有植物没有动物。大马森林里很常见的鼠鹿、松鼠、四脚蛇、猿猴、雉及各种飞鸟、野鸽子、老鼠、蝙蝠、各种蛇、各种蛙（泽蛙、甚至蝌蚪、癞蛤蟆－－只需剥皮去除毒腺）、穿山甲、果子狸、朽木里昆虫的幼虫、蚱蜢、蟋蟀、蚯蚓、白蚁、蜗牛；溪流常见的泥鳅、鳢鱼、白鱼、鲗鱼等；菇类如木耳也非常常见。虽然不足以吃饱，但应可勉强补充蛋白质（譬如吃蜗牛肉、甚至白蚁）。一直到小说的最后三分之一（第十章）方出现一只乌龟、一只山鹁鸪（野鸽子），后者还是给病瘫的女游击队员当宠物的（因她舍不得杀来吃），似乎是刻意要表现女性的爱心与情趣，但感觉上它好像是被作者凭空放进去的。

动物的贫乏是我读这本小说时最觉纳闷之处。难道北马的森林那么差？真不可思议。唯一的解释大概就是：这都是作者的条件设定。这些游击队员的野外求生能力似乎很差。就因为是对森林较不熟悉的华人？那似是个不够政治正确的设计，这批游击队员都是华人，似乎坐实了马共＝华人的刻板印象。对照马共回忆录，马来人的部队似乎过得好多了。也许因为大部分马来乡村并没有被集中管理，游击队不难取得补给，他们也比较懂得野外捕猎。

讨论《饥饿》，拿马共的回忆录来比照还是必要的，有助于进一步理清个中的纪实与虚构。譬如马共成员张佐（张天带）的回忆录《我的半世纪》第四章就一再写到英军“饿毙政策”下部队的饥饿状态。比较接近《饥饿》小说本事的，是张佐提到霹雳州“万隆山单位的同志”因分队长叛变，“半年来生活在异常艰苦、困难之中，他们每天都要向大青山，讨野粮充饥；大事砍伐山椰、榈檬心充饥。”但也提到加咖哩调味后的榈檬羹味道不错，吃不饱且让人没力气则一如《饥饿》所言。但那往往只是个过渡阶段，很快就克服过去。在珊西亚．法姬（Shamsiah Fakeh）的回忆录里，也写到吃山薯中毒导致昏迷的事件，也明确道出山薯正确的处理方式。应敏钦的回忆录里写行军时粮食缺乏的处理方式：“由于供给非常有限，我们不得不以黄豆和香蕉干为主要食品，并且以野菜、打猎和捕鱼来补充食物。”“……补给问题只能靠大森林本身的食物来源解决。……当时凑巧是野果很多的季节，森林里有很多诸如臭豆之类的野果可以充饥。另外，我们还可以打猎和捕鱼。大河里有不少各种各样的鱼类。”有点轻描淡写，越是领导层越是如此。但在有的马共成员回忆里，如邱依虹编《生命如河流－－新、马、泰十六位女性的生命故事》，黄雪英则清楚谈到“在部队里，最难受的是肚子饿”，尤其在一九五四至五五年间，吃花角薯中毒，及吃野菜竹笋吃出问题，“我见过有些同志捱饿捱得太久了，有一天就那样坐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同书陈秀珠也有类似的回忆：“在森林里，有时候我们一整年都看不见一粒米，我们只靠吃森林里的椰子、柠檬、木薯等东西来维生。”同书朱宁：“那期间，饿肚子的感觉是我最难挨、最难忘的经验。”但朱宁所述已是一九七一年后的事了。可见《饥饿》所述有据，应该是游击队员蛮普遍的经验，但那应该不是常态，而是会出现在不同的行军状态下（朱宁的证言且是《饥饿》初版出版多年以后的事了）。

而金枝芒藉用文学的技术，在一个封锁的时空里让饥饿得以放大为存在的考验，那必须是个贫乏的森林－－或者就因为行动者面临迫切危机。然而在马共的回忆录里，如《生命如河流》翠红就说常猎大象来吃，雄象肉尤其好吃；在她们的回忆里，森林里确实有许多动物，虽然不一定都可食。相较之下，就可以看出《饥饿》的虚构技艺。简而言之，封锁（某段时间与空间）以放大（饥饿的困境），以便把存在寓言化。隐喻了他们的集体处境，一种被封锁、围困以致肉身趋向凋萎的存在。当肉身衰朽到一个程度，意志遂无法支撑而崩溃，而化为死亡的浮雕，以无法抚平的狰狞向世界传达他们的憾恨。因为意志并无法超越物质的局限。（在陈剑主编的《与陈平对话》中，陈平回应研究者提问时，曾谈到殖民政府在一九五八、五九年间北霹雳的防堵行动－－高度集中的猛烈攻击、密集的路障、大量的警卫，致使马共部队分成二、三人的小队，几个月后，“他们消灭了我们所有的人。其中一些不能再坚持的，投降了，因为他们不能忍受饥饿。最后，他们之中只有三位成功的突破封锁……移向北部和越过边境，进入泰境，与主力部队重新联系。”似乎更接近《饥饿》的本事。所述也比小说来得惨烈，那时马来半岛的部队几乎全被剿灭了，突围者是唯一的小队，而不仅仅是其中一个小队。那已近乎是“最后的战役”。）

在天然资源丰饶，没有冬季没有沙漠没有不毛之地，食物俯拾皆是的马来半岛，若非如此，饥饿也不致成问题，更何况因此致死。就这一点而言，《饥饿》也命名了一种非常特殊的体验，内在于长年在森林里的马共的集体经验里，是他们共同体感受的重要成份之一。金枝芒把这一份脆弱，盛重的摆放进马华文学史里。

一九六一年金枝芒依组织的安排，经越南往中国，抵北京。一直到一九六八年（这其间在做什么，关于金的生平记述均未明言。陈平《我方的历史》及陈剑《与陈平对话》都有提到彼时马共其实在濒临解散的状态，部分领导人撤往北京，正是步骤之一），在湖南长沙筹设“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至一九八一年二十年间因中共东南亚政策改变而被迫结束，改任马共中央海外代表团秘书止，十三年间的精力应都花在电台中文部的编辑工作。据闻其间另有短篇创作，迄今未见。从相关资料来看，他在党里似乎不是什么大角色。大概他最终赖以留名的，不是革命的功绩，而是文学。

有论者以金枝芒的文论（此时此地论）确立了马华文学的主体性（在地认同），并以之与郁达夫做比较，以后者为中国离散文学的终结，前者为马华文学的真正起源（郁一九三八年底到新加坡，而金是一九三五年南下，前者比后者晚了三年左右；金出生于一九一二，南下时二十三岁。郁出生于一八九六，南下时四十五岁，属不同世代），并把《饥饿》解读为马来西亚华人、马华文化与文学处境的托喻。吊诡的是，相较于郁达夫的失踪，金枝芒不只最后二十年在中国渡过（虽说是工作的关系），而且最终死在北京，有明确的时地。虽然这与“忠诚”无关，但（被迫）离境却也是事实，虽然《饥饿》写于离境之前。最初与最后的二十余年都离境，那《饥饿》作为大马华人处境的托喻妥当否？还是不无疑问。

自马六甲王朝以来，马来半岛上的华人衣食一直不是问题，甚至精神上也不致有饥饿的问题（可以透过输入解决），小说的整体条件设计并没有让它成为较普遍的寓言－－从整体上来看，作者以大量的社会性细节让它只属于马共游击队，更别说是大量内部宣传性的语言，限制了它的普遍化。而金枝芒写作的匿名性（他用了许多不同的笔名），当然可见出他书写活动的特殊性－－基本上是政治行动的一部分，一如马共成员随不同行动而有许多化名（即使马共头子陈平也不姓陈名平），都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而金枝芒的生平资料，也是在他逝世且马共签署了和平协约、当秘密已不再是秘密后，方有较清楚的披露。

如果说这部迟到了近三十年的小说“出土”有什么象征意义，那也是作为文学与革命紧密联结的见证。一块特殊的纪念碑。如果它无法超越生活，那它将不敌（谁也料不到的）排山倒海的马共回忆录。那些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都有许多故事，那种经验的复杂度，远不是小说家能比的。

金枝芒那样的文学活动，也清楚标示在他尚在世时，作家身分对他而言不过是个面具（毕竟他的正职是马共里的文宣员），只有死后意义方可能被放大。一如马华文学的结构性常态，写作如果不是余事（其他正事之余），也是偶然性的事业。

■现实

金枝芒因《饥饿》成为南来作家的代表个案殆无可疑，他也代表了马共阵营（而不仅仅是左翼）；同时，也必然是马华文学现实主义的极致型态之一，因为他比任何局外人都贴近他们此时地的现实。为了充份表达那现实，他选择了全知观点，搭配第三人称限制观点，以尽可能表现他们集体对该现实的看法；原意大概是为了写出意志与希望，但令人印象深刻的却是近乎灭绝的悲惨。不求美学化，死亡的脸孔却是它文学力量的来源。

在马华文学史上，某种客观因素使得长篇一直不是主要的文学形式，即使在马来西亚建国、华裔青年的知识水平文学教养普遍提高后。金枝芒在五○年代末即写下长篇，一如南来世代方北方、韦晕都试图以长篇来代表自身的写作，这大概关联着他们对文学作为（现实主义）史诗的想像，身为移民第一代，想要写下他们对被唤做起源的现实的理解，历史与政治的诉求总大过文学的。而六○年代后到台湾的李永平和张贵兴，他们的写作几乎即是纯粹的文学事业、文字事业。不论是在文学上比李永平更早回到婆罗洲的张贵兴，还是迟到的李永平，返乡不过是为了完成自己的文学想像。那都是个人的战役。

然而那是与马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道路，南来作家面对的是现实的不断萎缩（不论是马共的受困还是华社整体的被国族主义限制），以致现实主义也萎缩，原就缺乏基础的“文学自身”更其萎缩为几乎不可见的状态－－因为现实主义诞生于对现实的立即、强悍的回应。《饥饿》罕见的以死亡的脸孔展现它末日般的光晕，但写出的也只能是一支哀歌，凭吊死者，与颓败线上的生者。相较于金枝芒最后无奈的回到中国，即使如此，他们（马共内外的左派）也不敢擅用虚构的力量让乌托邦在笔下实现，因为他们太尊重现实了。一旦现实贫乏衰败，他们的文学也只得像死者的脸孔那样苍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