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访马，与此同时，该国正重新寻回它与本区域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联系，亦即学者口中的“大印度”文化圈。此举与许多印裔团体，如印度国家文化协会（ICCR）努力重修印度和一些国家既近又远的文化桥梁方向一致，也与当下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软性外交政策”竞争——通过外交政策、学术及文化活动来重申它们在东盟区域中的地位不谋而合。

当印度忙着恢复该国与本区域源远流长的外交联系时，一些人注意到中国同样加入了这场战局：过去10年来，中国投入了庞大的财力和智慧资本，在新加坡、印尼及泰国设立了许多儒学中心，其角色同样具有文化意义：追溯儒学在东南亚区域的悠久历史，并宣扬东南亚也是数以百万计儒学弟子家园的观念。因此，东南亚仿佛再次出现在亚洲两股新兴势力，即中国与印度的外交及战略地图上。

印度想在本区域中取得显著地位，绝不容小觑。ICCR与雅加达印尼国立大学和日惹Universitas Gadjah Mada联办了一项印尼会议。除了众多来自东盟国家的学者外，受邀与会的还有发起人本身。不用说，这些举措在南亚与东南亚之间逐渐升温的关系上标志着正面的注脚，东南亚各国政府应加以鼓励、礼尚往来。

然而，爪哇会议其中一项研究发现是知识的匮乏——特别是普罗大众对本区域社会不甚了解——让人感到遗憾。眼下ICCR尝试重建与东南亚之间的文化和历史桥梁，值得表扬，却使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当然，经过数千年的文化接触，我们应该认识到，我国与印度之间的历史和文化桥梁从未真正断绝过，就连殖民时代政权空白时亦是如此，不是吗？

不得不提的是，我们当前面临的窘境，有一定程度得归咎于民族国家的思维方式和狭隘的种族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会提醒我们，南亚与东南亚一直以来都是共同的文化体，印度洋则是将南亚与东南亚沿海国家联系在一起的通道。数百年来，印度洋联系着各个社群，促进了人类的活动、商品交易及思想发展。兴都教、佛教及较后的回教皆是通过印度洋的航道传抵东南亚，将世世代代的僧人、哲学家、商贾及圣贤引入一众沿海国家。

不过，在后殖民时代，我们在历史上的记载不外乎是民族国家及历史进程推动者。结果是，东南亚各国的国家历史恰恰都是在各自的边境地区发端和结束。在会议上，有人指出：东南亚人民之间，对邻国缺乏认识。大马人对泰国所知甚少，泰国人对印尼、印尼人对菲律宾又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上述的论证前提成立，那现今我们对印度一无所知又有什么好奇怪的？

问题在于“外来性”：外来的以及被视为外来的。由此可见，这无关地理，反之与观念有关。倘若我们将他者视为外来的，那么他者便会予我们一种异域、陌生、有距离感、无法理解及未知的感觉。当今狭隘的民族主义最可悲的后果之一是，我们东南亚人对纽约、伦敦、东京及巴黎的认识竟然比邻国还要多。看样子印度已悄然倒退至某个不显眼的位置，在我们认识的世界范畴中就像是一个摇摇欲坠的遥远概念。因此，印度总理访马之行来得正是时候，而且一定要有所表示、利用一些有影响力的活动来推波助澜，以消除这种疏离和格格不入的观念。

首先，在近乎所有东盟国家大学中，区域研究面对严重的资源和财力不足问题。东盟各国确实不太重视区域研究的学科，几乎所有东盟国家对于邻国的认识是源自二手的媒体报导。有多少大马人对印尼有深入的研究？有多少印尼人对大马有深入的研究？在会议上提出类似的问题，大概只能换来鸦雀无声的尴尬场面。

就区域研究而论，学术界有能力、也应该在决策和数据收集方面发挥作用，无论是研究与印度之间悠久的历史渊源（譬如梵语曾是许多东南亚语言，包括国语、印尼语及泰语等要素，有的还保留至今），还是政治经济的当前发展。ICCR努力加强国际关系，可被视为致力于走软实力外交政策路线，但我们不应贬低它真实的学术和政治价值。说到底，我们必须记住一点，即印度对东南亚当然不算是、也不曾是一个“外国”：印度总理访马不能被视为一位外来总理访问一个陌生的国度；有远见的历史学家会告诉你，在我们共同的历史背景下，它更像是一个好久不见的亲戚拜访你家，向你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