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时任改进党（自民党前身之一）议员的中曾根康弘突然在国会提出兴建原子炉追加财政预算2亿3千500万日元的议案，并获得通过。针对这突如其来的动向，甚表忧虑的日本学界权威机构“日本学术会议”发表了“（原子能）和平使用三原则”，主张原子能的开发利用应局限于和平之目的，并遵守自主、民主及公开的原则。

不过，国会在第二年立法采纳上述建议时，对第三个原则只写明为“成果的公开”，删除了学界原本同时要求的“研究与开发过程的公开”。换句话说，日本的原子能开发从一开始便具有隐蔽、不透明和不完全公开的神秘色彩。

这些色彩，如果再结合战后初期原子能开发重要推手们的政治背景，各界难免要对日本核开发的动机产生各种疑虑。

就以战后最早着眼核能发电，曾声称要在自家宅邸拥有“小型原子炉”的《读卖新闻》社长正力松太郎来说，他在战前是警察官僚，战后在推动原子能开发的过程中，则与美国情报部（CIA）有着相互利用、千丝万缕的关系。至于后来成为佐藤内阁的防卫厅长官，并于上世纪80年代成为日本首相，高举“战后政治总决算”旗号的中曾根康弘，之所以在年轻时就那么热衷于推动核能开发，是否真的仅仅出自解决能源的考虑，也是耐人寻味的。

1970年，时任防卫厅长官的中曾根颁布的第一个“防卫白皮书”，公然宣称日本即使拥有小型的核武器，在法理上并不违背战后的和平宪法。在这之后，陆续表示日本有能力制造原子弹或主张制造核武器的日本政治家就更多了。貌似“温和派”的前首相羽田孜就曾经大谈“东大生（东京大学学生）也能制造原子弹”（意思是说，以日本今日的科技水平，要制造核武器是轻而易举的事）。至于那口不择言，在这回地震后曾说地震、海啸是对日本人的“天谴”，但仍获得选民支持、第四度当选为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更在地震前夕公然表示要制造原子弹，以便对付军事力量日益强大的中国。

不过，对一般的日本（特别是核电站所在地）老百姓来说，他们首先最关心的是核能开发是否安全、可靠的问题。

对此，日本官方及与核能开发权益密切相关的财界、专家学者和主流媒体，一再向民众许下“安全”的保证。但事实说明，这张包票从一开始便无法兑现。

1974年，日本首艘核动力轮船“陆奥”出师不利，一下海就出现放射线泄漏而闹得无“家”（港口）可归，在海上毫无目标地漂流了好几个月。当时，各港口忿怒与不安的渔民就断然拒绝“陆奥”号停泊。至于各核电站在这之前、之后发生的事故乃至造成人命的伤亡，更是不绝于耳。

不过，像这回这般严重的“原发震灾”不幸发生，却不能不说是宣判了日本核能开发推进派“安全神话”的总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