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运：大同篇》《小市民的政治经济学》希望在众声喧哗中，让政治经济学的讨论，回归到人本的关怀。

“小市民”笼统地指涉在政经权力中心以外的人们，而《大同篇》寥寥数语勾勒出现实中可能实现的理想国。

在这个从来没有深度讨论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国度，经历了马哈迪超英赶美式的疯狂，关于经济的讨论，如果不是好大喜功，就是假公济私，背地里都要承载政府总体机能逐渐衰败的惨况，最终都是荒腔走调的决策。

在定期民主选举的压力下，推出各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方案是世界各国政治决策者的通病。在马哈迪式个人化领导模式底下，权力和资源集中在首相署，决策权也集中在首相一人的好恶，往往脚痛当头痛医，如迁都布城最初的目的是解决吉隆坡的交通阻塞问题。

在现实世界里，人力、物资和时间都是有限的资源，都需要社会总体通过政治决策过程做出抉择，而抉择的代价是机会成本。例如，如果把政府投入在生产、经营、销售国产车的同等人力、物资和时间投入发展世界级的公共交通系统，则马来西亚早已没有人需要开车。

头痛医头、甚至脚痛当头痛医最大的弊端，是忘了经济就像人体，牵一发动全身。决策者只关注个别的项目和计划，看不到政策与政策之间的连接和相互影响，甚至盲目乐观地期待许许多多的个别项目最终效力于总体的福祉。

但要怎样做抉择？政治的最高体现是价值的分配，价值取向清楚以后，资源分配以及资源的使用顺序，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确立。意识形态的辩论之所以重要，在于协助价值的确立。

无论如何，就算意识形态的辩论不充份，政治经济决策也应该回归人本精神。人的躯体和精神恒常地要面对生、老、病、死，在物质面上则要解决衣、食、住、行的需要。决策者时刻都要问，政府在面对人的必然经历和人的基本需求做了什么？如何营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条件？

然而，我其实不是在谈“福利”。头痛医头的另一个表征是假设穷人都在等福利援助。当前欧美国家，尤其保守党──由民主党执政的英国，在辩论如何确保福利金不会导致债务高涨，然后指责穷人都是懒人。

马来西亚的经济辩论有一条主线是“扶弱”对“绩效制”。事实上，“绩效制”背后隐藏着某个程度的精英主义。“团结互助”（solidarity）或许是终结这个辩论的第三条道路，既不以施惠者的角度假设受援者是弱者，而是认知到人的无限潜能与对机会的渴求。

关键在于“壮有所用”。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就如凯恩斯发现的，是在就业上确保大部份的工人工字能出头。在2011年的世界经济论述当中，就是缺了政府在促进就业机会的职能的讨论。总体而言，就业、房屋、交通、土地运用、金融融资，都不能个别看待，而必须全局规划。

政治经济学的论述，以及论述的结果──政策，是有血有泪的。例如，因为贫穷而被迫骑电单车、在车祸中死亡或伤重的人们，都可以把他们的命运追溯到马哈迪的国产车计划与其机会成本上。

政治不是剧场，经济决策与人和生命息息相连，唯有回归人本，回到小市民的生活，才有大同的可能。（本文为作者新书《小市民的政治经济学》的序文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