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哈迪与安华之间的“是否写信向世界银行求助”的口水战，挑起人们的回忆。在欧债危机的笼罩下，重温1998年经济危机，可温故而知新。

1997年7月1日，我在香港采访“香港回归中国”的交接仪式，一片歌舞升平；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泰国、菲律宾、印尼和大马的货币接连受到国际炒家的狙击。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香港，11月韩国也陷入金融危机。

一年后，大马经济苦苦支撑，不幸爆发马哈迪与安华的权力斗争。马哈迪认为，应以降低利率及放宽银行融资，刺激消费协助企业渡过难关；而担任财长的安华倾向于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药方，调高利率及紧缩银根，以避免通货膨胀。

1998年9月1日，政府宣布推行外汇管制措施，第二天，马哈迪革除安华的副首相及财长职，9月20日晚上安华被捕。

现在回头看，国际炒家固然可恨，但是一些国家的经济暴露弱点，包括长期依赖中短期外资贷款、经济结构失衡、经济泡沫化，才让炒家有机可乘。

在IMF的援助下，泰国、印尼和韩国，渡过了难关。既然如此，为何马哈迪视向IMF和世界银行求助为奇耻大辱？

这里面其实有很大的政治考量，一旦向IMF求助，就必须遵守IMF经济改革方案；当年调高利率，马哈迪就认为安华是特意弄糟经济，意图推翻他。

而且与巫统关系密切的企业，蒙受巨大亏损，欠下数十亿令吉的债务，若不降低贷款利率，这些企业将会倒闭，从而白费了在新经济政策下栽培土著企业家的努力。

其次是大选将在1年后举行，如果向IMF贷款，经济不知何时才能恢复元气。因此马哈迪“走险棋”、实施资金管制，大部份原因是以政治为考量。

90年代，马哈迪采取大兴土木、扩张方式来发展经济，最初是多媒体超级走廊，后来又有吉隆坡国际机场、布城行政中心、国油双峰塔、F1赛车场等等，国家许多资源就花在这些大工程上，而连续15年的财政赤字，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这样的困境和希腊等国家何其相似？

阿都拉上任后，采取停止大工程的紧缩政策，就是要减缓赤字，今天马哈迪挑战安华一起到清真寺发誓，恢复了人们的记忆。

现在欧元区国家纷纷向IMF贷款，这是犯错的代价，如果大马不要“受辱”，最好是不要重蹈覆辙，但是我们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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