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7日，蒋经国接见了到台湾访问的美国报人──《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Katherine Graham），在会谈中，明确地表示即将解除长达将近40年的戒严令，并且会开放自由组党。蒋经国当然知道，这会是访谈中最具爆炸性的内容，也必然会成为《华盛顿邮报》的报导重点。

在台湾的绝大部份人，都是从转译的《华盛顿邮报》访谈报导中，才得知即将解除戒严的重大消息，包括绝大部份国民党内的高层人士。台湾社会为之骚动，国民党内更是为之震撼。事实上，正就是为了避开党内必然会有的强大阻力，蒋经国才特别选了葛兰访问来宣布这个消息，制造既成事实。

很显然，国民党内没有多少人赞同蒋经国的这个决定。就连《华盛顿邮报》报导刊出后，他们都试图否认这个事实。他们的直觉反应是：美国人弄错了，应该要赶紧去更正。发现美国人没有弄错，蒋经国真的说了这话，他们的第二个反应是：这一定是国际宣传的手段，蒋经国是为了缓解因为党外民主运动带来的美国压力，才做此宣告，绝对不会认真要解严，尤其不会认真要开放组党的。

因而，之后就来了下一波的震撼。蒋经国下令研拟“国家安全法”、“集会游行法”和“人民团体法”，为解严和开放党禁作准备，他是玩真的。党内大老、高层干部们不止是反对这些他们看来极度“危险”的措施，更糟的是，他们完全不了解蒋经国为什么要走这条民主开放的道路？

为什么？一部份因为台湾社会上要求民主的声音愈来愈强烈，党外民主运动虽然在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中受到重挫，然而几年后却吸引了新的一批青年菁英，蓄势待发。一部份因为美国和中国大陆建立正式邦交之后，台湾处境愈来愈困难，必须以民主改革来维系美国国会中对台湾支持的力量。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却不是对于蒋经国决策的充份解释。

这里必须加上另外一项关键因素，也是蒋经国的党内同志们最不容易理解的因素，那就是蒋经国自知去日无多，他心中愈来愈高涨的对“历史评价”的重视。蒋经国的糖尿病已经很严重了，并发的青光眼让他视力减退近乎盲眼，腿部水肿则让他行动困难。蒋经国去世后陆续披露的资料显示：死生之际，他所受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影响，对他的思考有了愈来愈大的牵制影响。

死后，将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样名声呢？这是那段时间，蒋经国念兹在兹的大问题。后世史家会记录他在建设台湾上有一定的贡献，这是他可以稍感安心的；但后世史家却也一定会记录他长期主持台湾情治系统，调查、迫害了多少人，多少“白色恐怖”时期的案件都和他脱不了关系，这是他最担心害怕的。

要在历史上留下正面的评价，他需要比做一个成功的执政者更大的功绩，才能平衡、盖过“白色恐布”中他犯下的错误。他必须开创一个新的历史局面，留下稳固的成绩，才能有让自己可以放心的历史评价。

离他谢世，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中，蒋经国是在替自己的历史评价努力。他想到的、看到的，不再是现实利益与眼前权力，而是更长更普遍的是非价值，所以他自愿放弃许多仍然把握在国民党手中的巨大权力手段，给台湾多一点自由，多一点民主。

1987年9月，民进党“违法”宣布成立，蒋经国压制了国民党内一片取缔、逮捕的呼声，默认同意了这样一个反对党，让台湾民主迈进了很大一步，更替台湾省下了许多动荡与恐慌。

这些过程，尤其是蒋经国临终前回复到中国传统态度，对历史的看重，大概没有人比马英九更清楚了。毕竟1986年10月蒋经国和葛兰的访谈，就是透过马英九担任英文秘书的居中翻译，才有办法进行的。马英九还曾为了要口译如此重要、历史性的讯息而大感紧张，承受了空前压力。

当马英九说：他虽然没有了连任的压力，却有历史评价的压力时，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话中指涉了蒋经国晚年的这段典故。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他身上，也还是传流了这样一种中国文化传统，对于权力的监督与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