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航主席东尼费南达斯不满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延迟竣工，兴建成本也从原本的19亿令吉增至39亿令吉，这还不包括机场快铁的延伸工程。当然，这也非东尼第一次公开向大马机场公司呛声。过去几年，第二国际机场因为选择在沼泽地填土施工、兴建面积突然扩张、奢侈设备增加，导致预算翻倍、机场税提高而引发诸多争议。

其实，廉航机场只是延续我国大型公共计划的典型问题：延迟竣工、严重超支、素质令人质疑。近年，信手拈来的便有巴生港自由区丑闻、国家养牛中心丑闻、国会大厦漏水等。刚启用不久的登嘉楼贡巴达体育馆，顶盖能在没有天灾影响之下自然倒塌，最为让人惊叹。体育馆随后荒废至今，调查没有下文，年初更被揭发馆内许多设施器材早已被宵小光顾偷走。可想而知，种种计划浪费掉的纳税钱和机会成本，足以修复多少学校危楼，可以购买多少巴士提升城市交通。

政府应该强化对公共发展计划的监督机制。一再发生公帑被滥用，主要因为财政管理纪律欠佳。政府和商人做生意，商家因为须自己筹备款额，所以都小心翼翼控制成本。一些官员的思考形态则是公家有钱花不完，少有金钱上限概念，不惜一切高于市价的采购案例，国家总稽查司报告里年年皆有。但很多时候高价不等于高品质。当问题被揭发，却没有一套问责机制检讨并惩罚失职公务员，也就无法起着警惕作用。

一些涉及人民重大利益的公共计划没有公开招标，也是导致工程超支和素质欠佳的因素。以吉隆坡捷运计划为例，政府直接委任一间私人联营企业为执行伙伴，这家公司再把捷运工程以里数分成若干阶段，委任第二手承包商。二手承包商进一步把工程下放至第三甚至第四手。太多承包公司，但每个承包商的目标和盈利导向不同，加上各造疏于监管，若捷运完工通车后，各车站品质参差不齐，也不会让人意外。

政府于70年代推行新经济政策，扶持土著中小企业，当时的确成功提高土著的收入水平。到了后来，朋党主义兴盛，所有大型计划变成只让一少部份人受惠。

根据2010年新经济模式报告，政府和经济转型的首要任务便是强化公共领域，克服寻租和分肥问题，减少不必要的“摩擦性成本”。唯有全面改善决策过程、提升传递服务和加强公共财政的管理，对贪污保持零容忍态度，对政府采购实施有效和透明的程序，才能使政府、商家和人民互相受惠，朝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迈进。

可是，我们并没有吸取教诲。有关当局目前对第二国际机场发展格局的视野和怠慢处事态度，使亚航欲打造我国为区域廉航枢纽感到意兴阑珊，逐渐改变策略把重心转移至其他潜质国家发展。正如东尼所说，泰国廊曼、菲律宾克拉克和新加坡樟宜机场也正极力发展廉航业，时间必定不会停留等待我国。到时损失的必然是全马来西亚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