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讨论沦为污名化的游戏，而非更好理由的追逐。问题不再是可供分析的‘谁更合理’，而是难以验证的‘谁更忠诚’。人们最终忘记，讲究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本来就是民主的一部份。这里所谈的公共理性，并非之前温和派用以规约公民行动和情感的所谓‘和平理性’，而是一种自治原则”。看到陈景辉书稿里的这一段话，真是感慨。当年我们最怕听人教训大家“要理性一点”。比我年轻，也比我更有行动力的陈景辉尤其不满那套“和平理性”的说词。不料转眼数年，现在却轮到他站出来忽吁理性了。

才不过五、六年前，香港人还挺喜欢把理性当成挡箭牌，用以躲闪一切关乎价值和立场的认真追索。今天我们则变成一群试图在一切文字和言论之中迅速发现立场，并且拿住立场死缠不放的信徒；甚至将陈景辉这类还在倡言理性的人打作“理性霸权”。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难道香港人终于醒悟，了解到立场和基础价值的重要，不再为那套伪装客观的“和平理性”所迷惑？

我有点怀疑，如此迅速的颠倒并不是真正的成熟与进步。在不愿意谈半句立场问题，与只关心立场问题之间；在极端的虚无，与极端的狂热之间；也许只不过是隔了薄薄的一张纸而已。两者共同的地方始终是理性之匮乏，前者是单纯地描述不同立场的存在，然后中断理性的深入分析；后者是单纯地选定一个立场，然后拒绝理性的展开差异。换句话说，这两种社会政治取态只不过是一块铜板的两面而已。就像一个人从什么都不相信的犬儒，急速转化成最死忠的狂热信徒；这种转化的内涵，往往十分可疑。

难怪陈景辉的文章老是令我觉得吃力，并非他的行文用字有毛病，而是他的立场太尴尬。一方面是个街头行动派，要开足火力揭穿“和平理性”的面具；另一方面又是个时局之中的思考者，要冷静下来重申“公共理性”的必要。左支右绌，两面不讨好，这大概就是理性的代价。（理性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