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教育部延聘的专家委员会，也没有权力垄断历史解释。换个方向看，教育部延聘的专家委员会，如果他们真的是历史学家的话，更不应该用垄断历史解释的方式来订定教科书的内容。

“日据”或“日治”，牵涉的不是文字上的对错，而是更广泛的史观，其背后有不同的立场。这件事会引起争议，就是因为台湾社会的现实，对于那50年间的台湾历史，有着不同的立场。这里面有认同问题，这里面更必然牵动复杂、敏感的族群记忆。

处理这种事，因而就是不能简化成开开会，强制从“日据”或“日治”中间选一个就好了。如此处理，从现实面看，是不尊重台湾社会的现实，强制压抑、甚至取消部份人的立场；从知识面看，这更不是教导孩子学习历史的好方法。

孩子应该从历史学到的，是复杂多元的人类经验，如果不从这种角度学习，他们吸收的历史知识，怎么可能有助于他们认知、理解现实，又要如何发挥“以古鉴今”的效果呢？

“日据”或“日治”，本来就应该摊开来讨论，不应该当作是关门的官僚作业。就算摊开来讨论，以台湾社会目前的认同与记忆实况，都不可能得到一个共识答案，因而回到历史知识的立场上，我们的教科书也就应该将这样的讨论，当作教材的一部份，让学生确切明白历史知识形成会牵涉到的多元因素。

这才是作为公民教养上，我们真正需要的历史知识。不是将历史化为一条条固定答案，交给学生背诵考试，而是透过历史经验，让他们练习看待人类经验的复杂、成熟眼光。

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涉及不同立场的看法。从清廷的角度来看，太平天国是“叛乱”；但在孙中山先生的家乡，人们认为那是“起义”．从汉人的角度来看，左宗棠带兵西征，开拓了“新疆”，但在原本居住该地的维吾尔人记忆中，那是一场痛苦血腥的抵御外力侵略战争。

定于一尊，只能有一种角度看法的历史，不会是好的历史知识，更不会是好的历史教材．我们的专家学者们，不能连这样的史学基本常识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