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东南亚总有没完成的梦。它当年以雷霆万钧的军事优势，席卷东南亚，一度改变了东南亚的权力版图，期间的恩怨情仇，日后甚至成为文学作品的重要题材。

最著名的是好莱坞在50年代拍摄的《桂河桥》（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描写英国、美国和澳洲的部队沦为日军的战俘后，被迫兴建从曼谷到仰光的泰缅铁路，但这些被俘的军官引用日内瓦国际公约，强调军官被俘后不能强迫劳动，拒绝合作，引爆了双方斗智斗勇的过程，奇峰突出，充满荡气回肠、让人惊叹的情节。

这部片子的原作是一部法国小说，作者Pierre Boulle是一位曾被日军俘虏的军官，他将自身的经验，写成了这部畅销小说，也探索人性在一个被扭曲的环境中的表现。电影由英国导演大卫．连（David Lean）主导，著名影星威廉．荷顿（William Holden）、阿历．坚尼斯（AlecGuiness）等演出，获得了1957年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电影和最佳男主角等8项大奖，成为好莱坞的经典。

半个世纪后，回顾这部电影与日本在东南亚的经验，发现战争的遗痕似已消逝，但电影所探索的权力与人性的关系，还是历历在目。军事战场的胜利者，并不是人性战场的胜利者。只有抢占道德的制高点，才可以赢得人心，超越国族的斗争。

今天中日争夺东南亚高铁系统的兴建权，也牵涉到历史论述之争。日本当年在亚洲发动战争，理论的基础就是反对白种人在亚洲的殖民政策，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1934年日本情报官员天羽英二所发表的“天羽声明”，等于就是美国门罗主义的亚洲版，强调亚洲人的亚洲，在日本的领导下，不容西方列强插手。这样的说法，当然都被中国人严加驳斥，包括毛泽东等人，就曾发表文章反驳。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当年倡导的史观，认为神州大地应该由最有实力的民族来主宰，日本就好像历史上的元朝和清朝那样，理应主导中国的命运，也为侵华的行动，提出理论的根据。

但这样的历史论述，却始终无法赢得人心，关键是日本侵略东南亚与中国，以暴力挂帅，残杀民众，只是孙中山所说的“西方霸道的鹰犬”，而不是“东方王道的干城”。东南亚华人在二战中被日军所杀害人数之多，让人触目惊心。

日本的战后论述，也一直没能抚平历史的伤痕，对二战的受害国，尤其是中韩两国，都没予道歉与赔偿，造成了至今难以弥合的裂痕，成为亚洲国际关系紧张的根源。

从今天的高铁之争，联想到中日历史论述之争。那条跨越桂河大桥的铁路，不仅是好莱坞电影的场景，也是一条历史的轨道，开往多少人的心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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