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说广州近年有了粤剧复兴的势头，公园里、广场上，早上或黄昏，都有广东大妈们在吊嗓操曲，在或温婉或激昂的词调里追慕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

大妈以外，也有大叔。甚至有小孩子。陪着大人们唱和做，身体力行，投入一个遥不可及的昔时中国。

唐涤生仍然是他们的偶像。也有任剑辉和白雪仙。也有龙剑笙和梅雪诗。也有麦炳荣和凤凰女。当然红线女和新马师曾是殿堂级的师祖了，走过苦难的师祖，先不谈唱腔身段，仅是经历过的故事已是后辈所难比拟的传奇，流传于口耳之间，铭记了一个悲剧的年代。

不知道传诵红线女传奇的人们有没有读过她的文章？

有一本七八十页的小书，薄薄的，出版于1972年，书名《中国知识分子近言录》，里面便有红线女的文章，也有文学界音乐界书画界的其他前辈言谈，在当时或是热情理想的政治产物，但在今天重读，便只是笑中有泪的荒唐剧本，也足让人同时感到哀伤与愤怒。

红线女的文章叫做〈我与粤剧〉，两千字左右，恐怕是座谈会上的发言稿之类，忆往与慕今，对文革和毛泽东和新中国充满了远迈的期盼。其中有这样的段落：

“回想旧社会，我们一家过着颠沛流离的痛苦生活，因为生活所逼，我才12岁就离开了家庭，在粤剧舞台上谋生，在那里度过了16年的苦难生活。在旧中国那样一个腐朽黑暗的社会里，粤剧艺人的生活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生活一样，苦不堪言，政治上没有一点地位，生活经常受到威胁，甚至连生命也没有保障。那些老板、班主，只顾自己多赚钱，根本不管演员的死活，我累病了，可是还得带着病演戏……”

新中国当然不一样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坚定了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加热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学习移植了一批革命样板戏，创作和演出了一批歌颂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的粤剧节目，深深地感到我们今天的工作是多么有意义啊。”

的确有意义。41年后重听红线女的当年感慨，我们必须明白，那个荒唐年代的意义其实在于，千万别让政治独裁重临中国，否则，再一次，很可能，“粤剧艺人的生活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生活一样，苦不堪言”。

我们尊敬红线女。但，终究，没有人希望再做红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