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大家都把虐待Erwiana的那个女人称做“恶梦”，我们也就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那意味着只有灭绝人性的家伙才能干得出这么残忍的事，而大部份香港人都是善良并且开明的正常人。

于是我们检查家中佣工的提包就不叫做刺探他人隐私了，没有问题。于是我们不许信仰虔诚的印佣斋期守戒就不叫做伤害宗教自由了，没有问题。于是我们的媒体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把佣工照顾的小孩称作“少主”，也就不是暗含尊卑上下等级观念的封建意识了，没有问题。于是从二十多年前的市政局议员动议周末关闭中环大会堂的洗手间，到今天铜锣湾一带的商场在周日停掉扶手电梯，也就不叫做针对外佣了，没有问题。比起那个恶毒的女人，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至少不会打人，不会让她们挨饿，更不会不许她们睡觉。

有些朋友指出香港外佣处境背后的经济秩序，分析其中的政策缺失，我无不赞成。可是我仍然怀疑，这里头是否还有别的什么，比如文化歧视，以及深深埋在心底的种族偏见。十多年前，已经故世的前科大人文学部教授钱新祖先生，曾经跟我谈起港人对印尼的偏见（是的，那是十多年前，还没有多少印尼工人在港）。他说：“真奇怪，为什么有些香港人总是觉得印尼人很脏呢？人家只是肤色比较深，就要说人家脏吗？你去爪哇看看各地的村庄，他们自有一套秩序观念，多么干净多么环保。”

几年之后，偶而和一些学生聊起印尼的传统文化，见到我的敬仰神情，他们奇怪，问我：“印尼有乜文明呀？”我便举例：“室利佛逝就是最有名的爪哇王国，中世纪雄霸东南亚的海权帝国，影响范围直达印度东岸和今天的斯里兰卡。它的佛教文化兴盛到了一个地步，使得晋朝的高僧要去那里求法取经。如今藏传佛教的奠基者之一，阿底峡尊者，便曾在印尼完成他的修行学习。还有印尼的音乐，要不是甘美朗传了出去，20世纪的现代音乐不可想像……”话没说完，其中一个青年已经忍不住呵欠，“室利佛逝？乜个名咁搞笑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