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务印书馆有售的《陈公博诗集》，除了有诗，也有文，昨日引述的临终家书是其一，另有一篇短文章，亦极有意思，那是《苦笑录》的最后一页，为原书所缺，重见天日，令人悬想殊多。

陈公博写过两部回忆录，《苦笑录》是一部，写成于1939年，地点在香港，但未出版他已前赴上海跟随汪精卫下海，书稿其后收藏于哥伦比亚大学，到了1979年始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可由于排字工友疏忽，遗漏了最后一页；35年后，终见世人。

第二部回忆录叫《狱中自白书》，成书于1946年，乃其于待审之际和行刑之前的哀鸣挣扎，跟《苦笑录》相比，文笔多了悲愤，感染力量极深，让我们清楚看见一位政治文人于乱世里的暧昧抉择如何受限于判断与环境，他做了一些事情，事情结局却不如其所愿，既因环境变化，亦因判断误差，求仁不一定得仁，反终成“奸”，替自己的生命留下苍凉的话题。

《苦笑录》最后一页题为“在重庆渡江船上遇张群，交谈几句后”。张群是蒋介石的资深军师，从大陆赴台后，做了二十多年总统府秘书长，颇多故事，有机会再谈这老小子。今天先谈陈公博。据陈公博忆述，张群在船上有过感叹：“中日实在毋须乎打仗的，不过我们错过了许多机会……那时日本真要寻出一条解决中日问题的途径……只是蒋先生不肯答应罢了！”

为何不答应？

“还不是为了西安事变吗？蒋先生精神上做了共产党的俘虏了！”张群道。

这段有意思。我一直相信汪精卫陈公博之类的错误判断在于以为真的能够与虎谋皮，以为日本真的有诚意在和平状态下给他们“高度自治”，殊不知，连蒋介石身边智囊其实亦作此想，不可谓不天真烂漫。共产党借西安事变得势坐大，是一回事，如果没有发生西安事变而日本是否会鸣金收兵，又是另一回事，在30年代的形势下，日本人是不会的，因为他们的军国主义者不肯，因为他们的资本集团不愿，因为他们的所谓天皇不甘心，中日之仗，终究要打，妄想能跟日本和谐合作，如果不是书生之见，便是潜意识的怕死怕输。

而说到底，世上有些事情，毕竟没法把输赢放在前面考虑，甚至，根本不必考虑。强霸来了，除了打，除了抗，没有其他可能了。为现实，为道理，都如此。中国八年抗战，是宿命，而惨胜，亦是。请记取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