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殷海光的缘份是60年代的历史轨迹。那一年，我还是一个17岁的大一学生，从香港到台北的政大，没想到却意外地和一个被国民党特务全天候监视的教授邂逅。

这都因为旺角，也就是今天被占领了五十多天的地区。在60年代，旺角奶路臣街一带都是旧书摊。我高中时期，下课后就喜欢在这里逛来逛去，也开始看一些旧的台湾杂志，包括了《自由中国半月刊》和《文星杂志》，对于当时宝岛上的“中西文化大论战”的众声喧哗，都觉得极为好奇，发现原来“文章可以这样写”，感受那种论辩的诡谲和对知识的追求，具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但我是一个穷学生，只能站在旧书店把一篇又一篇的文章看完。有时候为了面对一些书店老板的厌恶的眼光，我会把仅有的零用钱买一两本杂志和书。

我买第一本的殷海光的书是《怎样判别是非》。那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含金量很高，将思想上的一些陷阱，言简意赅地娓娓道来，举出生活上的例子。我记得在一个黄昏，就在家里狭小房间的窗户前，我站着一口气把这本书看完，还用红笔密麻麻做了眉批。掩卷之际，我觉得自己和这作者的心灵是相通的。

后来我逐渐知道他的身世，以及被台湾当局禁止在台大教书的传奇。高中毕业后到了台北政大念经济系，因缘际会认识一些台大哲学系高年级的香港侨生，上过殷海光的课，由他们的带领，我们几个“香港仔”去敲他家里的门。

那是台北温州街十八巷十六弄一之一号的日本式房子。屋子外面停着一辆三轮车，有一个眼光锐利的三轮车夫在看着我们。后来我才知道这都是当局安排监视的便衣特务。来应门的是殷海光，“哪一位？”他那把湖北腔调、声音很尖的嗓子，我今天还记得。

这也开始我和这位自由主义先驱的缘份。我曾经在寒假与暑假回香港时，为他带来一些大陆出版的思想史的作品，包括了侯外庐、冯友兰等人的著作。我也因为这样的“思想走私”，后来在基隆海关被查获，从此上了当局的黑名单。

事实上，恰恰是香港侨生，成为他和台湾境外的地下通道。也就是我的学长们，将他最后一本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的书稿，秘密带到香港出版，反映了他在生命中最后岁月中的思考结晶。这本书甫出版，就成为台湾的禁书。

而这位台湾的自由民主先锋，成为台湾民间对官方论述“去魅化”的关键力量。这也为后来的党外运动作出了重要的铺垫，而这些年他的作品在中国大陆越来越有影响力。当年播在宝岛的民主种子，总有一天会在神州大地收获理想社会的美好果实？

在他去世45年之后，他的思想遗产还在两岸三地发酵。民主发展的基础建设──法治与宪政，对分裂主义的态度，都对当下带来重大的启示──民主自由法治不能变成了分裂的工具，而是弥合社会裂痕的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