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社会总是有些人随时等着找寻烈士，用烈士的鲜明意图来合理化他们的主张。最近，艺人杨又颖自杀，有些人就在网路太过自由，以及网路霸凌上大作文章，要求政府管制网路。杨又颖忽然之间成了网路太自由的烈士！

对于有些媒体刻意把杨又颖塑造烈士的这种手法，我的感想是，在台湾要当烈士太容易了。

英国文豪萧伯纳对有些人喜欢搞烈士这种游戏，就说过：“烈士是不必能力而暴享大名的简单方法！”

近年来，台湾自杀死的人已经太多了。有中年失业，带着子女烧炭的惨剧；有学生因为压力太大而跳楼惨死的悲剧。只要有人不该死而自杀惨死，我都心里惨恻。因此，对于杨又颖以24岁的青春年华却选择了自杀，我当然也心里难受，她和他们都是不该死而死的人。

可是我对有些人将她塑造成网路自由的烈士，并主张政府应加强管制取缔，却完全不能赞成。我想说的是，她的自杀有很多原因，网路自由并不是真正原因。

人类社会的演化，是向自由度愈来愈大这个方向发展的。由于网路只是讯息语言，它最大的缺点只构成骚扰，却不是实体性伤害，只要不是利用网路煽动暴力和暴乱，人们对它的自由度应更加容忍与习惯。

网路是个虚体而非实体，它和报纸电视这种实体不同，标准当然不能一样。实体的报纸电视公共性较强，受到的约束当然较多；而网路是更个人化的媒体，它顶多只骚扰到人的情绪，当然不宜轻言管理取缔。若政府轻言取缔，它和取缔私人行为只有一线之隔。

现在的人已习惯利用网路的特性，自我宣传和招募粉丝。

当人们习惯于听到讲好话，他们对难听的话就容忍度降低，甚至形成一种病态的过度敏感。

18世纪英国的大传记家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就说过：“人们相信什么，就有权表示出来，但别的人也有权讲他们的反话。”

讲反话的人，最大的害处只是骚扰，网路时代的人对这种骚扰必须有容忍的习惯。对有人喜欢放酸话，不必太介意，退一步就能海阔天空。

但据媒体报道，杨又颖显然只喜欢听粉丝的捧场话，对别人的酸话有一种病态的敏感，一定要和酸民理论，而这又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愈理论，自己的情绪就愈糟糕、愈不快乐。他已完全掉进了情绪的陷阱中。在近代有关自杀行为的研究中，及特别指出，情绪的“掉入陷阱”（entrapment），只会让自己愈陷愈深，最后会产生“绝望感”（despair and hopeless）。

前几年，英国牛津及剑桥大学的应用心里学家威廉斯（Mark Williams）就写了一本《自杀与意图自杀》（Suicide and Attempted Suicide），他在书中指出，自杀行为里有很长一段“痛苦的呼喊”（cry of pain），那是一种死亡前的求救，以及死亡前的挣扎和想找人对话所发放出的强烈的讯息。所以心理治疗者以及死亡拯救者，都特别强调要听取这种“痛苦的呼喊”。

两位现代自杀专家豪顿（Keith Hawton）及寇克（Joan Kirk）就特别指出，好友、家人以及父母在自杀防治上负有极大的责任。社工救护人员也要有注意“痛苦的呼喊”之敏感度。

根据媒体报道，我们注意到杨又颖在自杀前这段期间，曾在网路上放出许多显示痛苦的发文，也去看过精神科医师，甚至还网购了气体钢瓶，显示出她已做了自杀的预备。她在自杀前发放出了那么多讯息，但她的家人却都懵然无感，也未能解决问题。

因此根据合理的怀疑，我认为她的家人对她的自杀实在要负起相当的责任。自杀的种类极多，像学生成绩不好而自杀，比较突然，而杨又颖的自杀则有很长的酝酿期，她“痛苦的呼喊”那么久，家人都未尽到防止的责任，怎么好意思在“网路霸凌”上大作文章？而许多人及媒体也不能好好探究问题的因果，只在“网路霸凌”上作文章，找替罪羔羊，杨又颖真的是太廉价的烈士！

网路时代是一个更容易物化类聚的时代，人们更容易一窝蜂的去捧人，形成粉丝团，但有了粉丝，也人容易就出现反粉丝。

粉丝、反粉丝的对立，乃是网路时代的特性，任何人没有必要只听粉丝阿谀的甜言蜜语，而是对不好听的坏话及酸语也要容忍兼听。如果对坏话不能忍受，那就会自寻烦恼，自钻牛角尖，最后就会愈钻愈窄，进入不快乐的死胡同。

现在台湾网路上最红的是柯文哲，他的粉丝80万，但每天在骂他的，逢柯必反的也不在少数，如果他对这些坏话斤斤计较，那简直不要活了。

上星期柯表示，网路时代，人对许多网路上的言论，必须神经粗一点。他所讲的神经粗一点，就是要多一点感觉的韧性和弹性容忍度。有些人把杨又颖炒作成网路霸凌的烈士，要求政府管制取缔网路言论，这是太超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