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副刊曾报道过外劳在我国的处境，也分享过东南亚客工在香港的帮佣生涯。在台湾，外劳的生活一样充满挑战。以越南籍外劳为例，他们到台湾打工前必须付一大笔的中介费，有时那费用多达7500美元（还不包括教育训练费）。许多外劳倾家荡产，甚至举债连连，才付得起那笔巨款。

7500美元是劳工月薪的多少倍呢？在2008年，那结果是——辛苦劳作两年，最后依然归零。这意味着，你必须在那里工作至少两年，才能开始拥有自己的收入。

但谁也没法保证这会是风平浪静的两年。许多外劳工作没多久就被解雇，在期限内找不到新的雇主，就会被遣返。回国后欠下的中介费怎么还、家庭的日常开支谁来付……这些现实困境，一再导致外劳们铤而走险，躲入黑市成为非法劳工。还有一类外劳在工作上遭遇各种身心虐待，甚至被性侵，求助无门、投诉无效下，只好逃工自救。这就是“逃跑外劳”的由来——他们本来是合法的啊。

《逃》一书收录了26个逃跑外劳的个案。这其实是26篇越籍客工的投书，也是他们的自述。其中的范草云曾在越南当过记者，她的爷爷曾从事财务，父亲甚至当过越南的财政部长，但碍于生活现实，她还是漂洋过海当了外劳。起初她在台湾工作顺利，甚至和同乡组成了歌舞团，工余时四处表演赚点外快。雇主的不愿续聘却让她走投无路，过起了东躲西藏、打散工的生活。

她捡过垃圾，也当过地盘工人，在一次警察追捕行动中目睹逃跑的伙伴从高楼直直坠下；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年纪比她父亲还大的老板却要求她做女朋友，她不肯，只好又再逃。她在各个工厂间流浪、找工作，有时一走就是几公里，路上总会遇见其他逃跑外劳。

“若非迫不得已，谁愿意逃跑？”她只能苦笑。

“逃”，本来就有奔向自由的意思，但范草云们的自由在何方？明知将有戴着手铐的未来，为什么他们还要逃？

在完善的工作体制下，“换工”是很正常的事。为何这些逃跑外劳自力救济的“跳槽”，会令他们变成一些人眼中的“要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