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5月26日我们到了重庆。我是在1944年头一次到达重庆的，那是为了抗战逃难。这次回去，中间隔了68年，重庆完全变了一个新城市。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是一座山城，到哪里都要爬坡，我们住在李子坝，在半山腰，每次回家好像总有爬不完的阶坡，我的记忆中，重庆是一座泥色的城，长江的支流嘉陵江是泥黄色的，山坡大多是土坡，到处黄尘滚滚，连冬天的雾好像也带有土色。可是新重庆的绿化做得非常好，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因为到处铺柏油马路，可以坐车上山，山坡好像也消失了，加上四处矗立的摩天大楼，大重庆变成有4千万人口的直辖市。新旧重庆是两个城市、两个世界、两个世纪。抗战时期的重庆，是个悲情城市，日机不分昼夜轰炸，防空洞里闷死上千人，但重庆亦是当时中国的精神堡垒，是由这个黄泥城发布出去的作战命令，拼死抵挡住日军凶残的侵略。

父亲战时任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军训部设在重庆近郊璧山，为了躲避日机空袭，璧山有一个温泉，叫西温泉，父亲与钱大钧将军共同创办了一间西温泉中小学，给政府公务员子弟就学，一方面躲避日军轰炸，父亲公余，常带我们到学校的温泉游泳池游泳，我就是在西温泉学会游泳的，那年我6岁。

在重庆我作了两场演讲，一场在重庆图书馆，另一场在西西弗书店。重庆图书馆设备周详，特别为父亲作了一个资料展览，父亲有关军事方面的著作、父亲的演讲稿等等，不少早已断版的书籍，重庆图书馆保存得相当好，到底重庆抗战时期是国民政府的陪都，还有不少国府留下的痕迹。我的演讲，观众踊跃，重庆人的记忆里并没有忘记抗战，我讲到1945年8月15日那天晚上，我跟家人正在院子里吃西瓜，突然间收音机传来广播员的声音：日本投降了！广播员自己先兴奋得哽咽起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广播员颤抖的声音，顷刻间，整个重庆城响彻了爆竹声，足足响了一夜，那晚没有人能睡得着，讲到这里，我自己的声音也拉高了，下面的观众跟着激动起来。抗战时期四川人民的贡献很大。

广州

6月，我从台北再出发到广州，19及21日我在方所书店及中山大学有两场演讲，两场听众都有上千人。1949年夏天我们全家从武汉坐粤汉铁路到达了广州，那时国共内战已近尾声，局势十分紧张，我们暂住在新亚酒店，酒店都塞满了南下的难民，坏消息一天比一天多，但我居然还在培正小学读了几天书。不久，我们又开始整行李，预备逃难了，我们坐船从广州到香港，我在船上睡了一晚，睁开眼睛，已到了香港油麻地码头，这一离开要等39年后，才能重返大陆。我出生于七七抗战那一年，童年与少年，就经过两次天翻地覆的动乱，可谓生于忧患。

广州是近代中国的革命基地，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有袁世凯称帝以及一连串北洋军阀夺权动乱，孙中山在广州设立政府，预备北伐。民国12年，父亲在广州晋见孙中山，父亲曾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深受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孙中山著作的启发，投身革命，那次在广州会见孙中山先生，父亲受到极大精神上的鼓励，终其一生，一直坚定信仰三民主义，从事建设新中国。

民国15年，蒋介石组织国民革命军，力邀父亲担任参谋长，整军北伐，七月誓师，从广州出发。那是父亲军旅生涯中第一个要职，广州可以说是他一生事业的发祥地，由广州率军一直打到山海关，最后完成北伐。父亲就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长，时年33岁。

我在中山大学老礼堂演讲“父亲与民国”，当年孙中山在中山大学演讲，就在那个礼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