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在远流出版社初识黄春明。那时，他最重要，也是流传最广的3本小说集（《锣》、《莎哟娜啦．再见》、《小寡妇》）已在远景出版社出版，距离仙人掌出版社出版他今生第一本小说《儿子的大玩偶》（袖珍本，1969），时间不长。此其间，黄春明从事广告，也拍纪录片《芬芳宝岛》，去美国爱荷华写作班等，声望正隆，应远流王荣文之邀，和摄影家梁正居合作，正编制被远流总经理李传理称为“远流第一本以企划编辑概念制作”的《我们的动物园》。

我去远流，是原仙人掌杂志社的许长仁介绍的。远流的王荣文从李敖那里买了一批书，他要我看看，想想有没有转化出版的可能，那时我在阳明山文化学院读中文研究所，已历经把图书馆当书房的岁月，接触甚多古今图书，认为远流那一批书实在没太大的价值；除看书外，王荣文也没交代些什么事务，我觉得很闷，大约经过3个月，我留了一封信就走人了。

可以这么说，我在远流，除领了几个月兼职薪水外，没什么太大的收获；但人生的得失怎么说呢？我在那里认识了黄春明，影响了我的一生。

对我和我的朋友来说，40不到的黄春明是偶像级的大作家，那时的华冈，文风很盛，我和向阳、林文钦、林建助、刘克襄等十余人，合组了大学文艺社，乃动念请黄春明上华冈演讲，他也爽快答应。

为了这场演讲，我可说做足功课，编制一份黄春明资料，写了一篇〈迎黄春明上华冈〉刊于当天《华夏导报》，还下山去接他。演讲当天，大恩馆的学生活动中心大爆满，我和向阳主持，黄春明侃侃而谈小说和歌谣，重点在我们要有属于自己乡土的文学和音乐。他的感染力强，场面非常热络。最后留了一些对话时间，一位着军训服的女孩首先发问，一听就知是熟读黄春明小说的读者；我请人传纸条给她，请她会后留下一叙，没想到这一留，就到如今。

她就是我妻锦郁，这一段相识相爱而发展成一个文学家庭的故事，三十几年来，我们不知复习了多少回，但黄春明迟至1998年，我和一些文学友人陪他到北京开会途中，他才知道，他在无意中成了我们的媒人。

我送锦郁的第一份礼物是黄春明编的一本书：《乡土组曲》，我在书上的题签是“给锦郁学妹：不管有没有人听，唱总是要唱的”。她从小弹钢琴，琴谱放在坐椅垫下，多少年来，《乡土组曲》就和那些陪她长大的琴谱放在一起。

活动过后，我把演讲精华写成一篇〈黄春明说了些什么〉投稿到《书评书目》，幸获刊出，那是我写的有关黄春明的第一篇文章，距今已三十有八年了，仿如昨日。

在往后的岁月里，我通过史料的掇拾与查考，深入台湾文学发展的诸多脉流；黄春明成了我时时关注的对象，我把他放在民族且乡土的阵营里，从上世纪的90年代起，我用一篇篇论述文章，和他对话；在课堂上，向年轻的学子讲述他的小说；也指导研究生，亲近他，挖深织广他的文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