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于1937年7月11日出生，再过十余天，便正式迈入80岁的高龄。

那日在吉隆坡城中城会展中心，第14届花踪文学奖颁奖典礼上，他身着一袭褐色的中式装，泛红的脸上永远一副笑盈盈。有人担心他上台吃力，他挥一挥手，幽默笑说，“不怕不怕！我爬也爬上台去领。”

白先勇在二十余岁之际，便已写出《台北人》里头沧伤老人的故事，如今却反而制作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就像他调侃自己说的那样————返老还童了。可能到了古稀之年，凡事都看开了，又或许是他待人处事向来如同儿童般天真的态度，面对各大媒体以及公众的提问，他几乎都能笑着回答。

哪怕是同志相关课题，比如一名观众问，在那些保守的年代，他何以写出无数个同志的作品。白先勇的回答很坦然，“作为作家，最重要的一点是对自己要百分之百的诚实。”

对自己诚实，才能对读者有所交代，才能感动读者；也如他经常说的，文学写的是人性人情。凡事有关人性、人情的题材都可以写也应该写，而同志自古至今都是存在的，虽然人数非常少，却也是人性、人情的一部份。

在他眼里，小说家都是造反派，“《水浒传》、《金瓶梅》，还有《红楼梦》的曹雪芹都是这样子的，不是吗？”

“小说家，都是对着社会干的！”

这句话一说完，台下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重庆到上海

因为对自己诚实，所以白先勇的作品，几乎和他出生年代及童年经历紧紧连在一起。由于出生在大时代战乱时期，他自少就跟随家人奔波穿越中港台各地：白先勇于1937年7月11日出生在中国广西，中国抗战时期，家人逃难至重庆，又从重庆迁至南京、上海；后来到广州、香港。当国民党败于国共内战，他们又移居至台湾。然而，那也不是他永久的落脚之地，他在1963年赴美留学之后才定居下来。

白先勇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之际，写的第一篇《台北人》短篇小说是〈永远的尹雪艳〉。爱荷华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大平原，那是一个农业州，一望无际的玉米田。

“〈永远的尹雪艳〉在玉米田里写成的。想来也很有意思，我在四周都是玉米田的地方写上海的一个红舞女。”

上海红舞女源自他童年的记忆。那是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白先勇与家人从一个土城重庆迁移至繁华无比的上海，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高楼大厦、四大公司、国际饭店、上海外滩，仅有8岁的白先勇，对这一切留下深刻的印象。

尤其上海当时最有名的舞厅，号称为“远东第一乐府”的百乐门，“地板是弹簧的，还会跟着节奏摇晃；灯光从墙、地板打出来，整个舞台非常豪华。”车子经过百乐门的时候，大门外站了许多穿着旗袍的舞厅小姐，走一步路，摇一次扇，走路的姿势婀娜多姿。

“千万不要低估小孩子的眼睛。10岁小孩的眼睛就像照相机，啪啪啪统统都拍了下来。那些记忆给我很多的想像，上海有很多层面，但我看到的是老上海，旧上海，拥有最豪华舞厅的上海。我看到了，上海繁荣最后的一瞥。”

这些记忆的照片，像拼图一样拼凑起来，就成了〈永远的尹雪艳〉。他以唐朝诗人刘禹锡〈金陵五题．乌衣巷〉为主题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首诗写的是西晋东迁的历史故事，刘禹锡哀悼唐朝的逐渐衰微，贵族住进了乌衣巷；白先勇以寓古于今、历史平行的概念，写了国民政府在1949年从南京迁到台北，在台北生活的上海舞女故事。

当初写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赋予了尹雪艳如此重大的象征意义。很多年以后，白先勇受了香港电视台的邀请，重新踏上上海拍纪录片。

走在南京东路上，他感觉到当年的繁华又回来了；关掉的百乐门又重新开张了，且还是台湾人开的。当年的回忆一下子涌了出来，他禁不住脱口而出：“尹雪艳永远不老，上海永远不老！”

重读自己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开头就写了：“尹雪艳总也不老。”他觉得像是一个寓言故事，寓言了不老的尹雪艳以及不老的上海，而且比以前更加耀眼，风华绝代。

上海到南京

旧上海让他看到繁荣最后一瞥，南京让他看见国民政府还都。

南京给予他的印象是另一个景象————经历过种种灾难，南京大屠杀、抗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重新回到南京，人们振奋、狂欢，万众腾欢的盛况，尤其与数百人登上中山陵，让他深切地感受到了那份喜悦。

抗战八年里，空军尤其牺牲壮烈，因此国民政府兴建了南京航空烈士公墓以纪念阵亡的空军飞行员。白先勇就以南京为背景，写了一个空军寡妇的故事〈一把青〉。

“那时候，空军是女孩子们崇拜的对象。”〈一把青〉的故事原型，其实是他小学女校长的女儿。女儿长得很漂亮，可是不听话，管教严格的女校长也管不住她。有个非常吃香的空军追求她，有一次还飞到她学校上空低空飞过，女孩子从课室跑出来，拿着手帕往天空挥手，十分浪漫。

“我把故事写成了〈一把青〉，不过把男主角写死了，而女孩流落到台湾。”

《台北人》14篇小说，写当时战后瞬息的繁荣，写各种阶层的人，像尹雪艳、朱青这样的女子，还有老教授、老兵流落到台湾的命运前后对比。他们都有沉重的过去，而且过去无论是生命中爱情、情感、事业也好，在他们最得意的时候来到台湾之后，今昔之比有着巨大的落差。

南京到台北

南京人到台北的故事，还有昆曲名伶蓝田玉。那是他在上海一次偶然机会下，观赏了梅兰芳和俞振飞演的昆剧《游园惊梦》，激发灵感而写的故事。

“我写名伶的没落，也是写昆曲的没落，更是写中国整个传统文化的没落。”那时候的文化大革命一禁就是10年，让昆曲几乎成了绝响。这也影响他后来做了大量昆曲保存与推广的工作。

整部小说间接提到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抗战、五四运动等民国大事。“前几年我出了一本历史的书，我写父亲的传记《父亲与民国》。

对着来看，《父亲与民国》像是《台北人》的历史注解。有个朋友说，《台北人》是写文学的沧桑，而《父亲与民国》是写历史的沧桑，这话说得倒是对的。”

尽管《台北人》写的是一群失败者的故事、历史的沧桑，但白先勇依然想通过小说给这段历史一个大大的敬礼。

台北到纽约

1963年，白先勇赴美留学，第一个抵达的城市不是爱荷华而是纽约，因为他哥哥姐姐在纽约市。

纽约给他的印象，又是另一个心灵上的冲击，一段牢不可破的记忆。

他记得1964年的夏天，在纽约的电影院看了一部外国人拍的中国纪录片，从晚清慈禧太后的驾崩后，抗战、逃难，心里感触良深。当他从戏院走出来的时候，外面正是车水马龙的时代广场。

外面的世界，和电影里面仿佛是两个无关的世界。是以，他以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写了《纽约客》的引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纽约客》与《台北人》同样叙述了与1949年中国历史大变动有关的故事，只是这回镜头转至飘零在美国的中国人。

其中与文革有关的〈骨灰〉，故事原型其实来自一名中国医生，也是一名红楼梦学者。“他来到美国发表论文，我和他聊起了文革。他悄悄告诉我，这次出来偷偷把太太的骨灰带在身边，说他不想葬在中国，想在外国找个地方一起合葬。”

白先勇听了十分感动，也感叹文革带来的灾难，便写成两个在美国重遇的老人家：一个遭受共产党的灾难，一个则是国民党的灾难。

从《台北人》到《纽约客》，他以“白先勇解读白先勇”回头看自己的作品，这才看出这些作品的历史意识和架构。

“当初写的时候未必想到这些事情，想那么多主题上的东西，大概也写不出来了。”他笑说。

---

白先勇简介

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1937年7月11日出生于广西，毕业于台大外文系、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Writer’s Workshop）文学创作硕士。

父亲白崇禧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与第一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他于1960年创办纯文学刊物《现代文学》，近年也致力推广、制作昆曲、青春版《牡丹亭》，解说《红楼梦》。著书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长篇小说《孽子》，散文集《蓦然回首》、《树犹如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