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今年6月的报道，中国巨头电子机器厂商华为在日本千叶县船桥市预计建设“制造工艺研究所”。迄今为止，在日本来看，海外投资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投资，这个新闻可以说打破了日本的固定观念，给日本造成一种冲击。众所周知，华为是在为通信企业提供电脑和通信设备的销售额上占60%的B2B巨头公司。在日本对华为的最大印象是不选择SIM卡的手机厂家，但对华为具有世界级别技术水准的认识并不充份。

在此，我想特别提一下被华为的高超技术支撑的知识产权战略。因为在华为的总公司深圳，关於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几个企业群体具有完全不同的想法。

华为具有8万多研发人员，国际专利数量在2014年和2015年均为世界第一。但是，在中国如华为这样，自己开发技术，通过申请专利维护自己的技术，走知识产权正道的企业并不多。

近年，深圳的电子产业受关注的是创客公司，许多企业有想法，但是没有资金和技术，这些创客公司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位於其中心位置之一的深圳矽递科技有限公司（Seeed），接印基板或电子零件的订单，实施小规模生产。该企业独特的地方是对外公开自家公司的数据，采取的是公开资源战略。不通过专利保护自己独自的技术，通过承认自由复制和改良，来实现创新，具有超前的想法。

相反，在深圳的华强北“电子第一街”，从开始就无视知识产权，以生产“山寨”手机等电子产品的零细企业生产的廉价“山寨产品”堆积如山。公开硬件资源的先进尝试，或许出於反正会出山寨版这种背景也未可知。

稍稍粗略地总结一下深圳企业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有山寨厂家这种前现代企业丶华为这种现代企业以及Seeed这种後现代企业。站在法律和政府管制的观点来看，不论聚焦三种类型的哪一种，都会有矛盾出现，但是，这些类型的企业并不是通过国家层面设计，而偶然出现的多样性，却成了深圳的强大之处。

如深圳这样前现代丶现代丶後现代三种层次企业的共存的现象在中国随处可见。再举一例，最近发展迅猛的共享经济便是一个。根据国家信息中心今年2月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显示，2016年的共享经济的市场规模为3兆4520亿元，同比增加103%，就业人员也同比增加1000万人，总共超过6000万人。

共享经济的扩大，出现了如何保障在此领域就业的“新的非正式劳动人员”的权利问题。比如，登录在滴滴出行的司机究竟是该公司的员工，还是事业主的问题。作为劳动者的权利在多大程度得到保障？或者年金等社会保障问题由谁来承担？这些都成为了中国劳动问题专家间的一大关心问题。

而代表非正规劳动者的农民工的不稳定的劳动状况和恶劣的劳动环境的老矛盾和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出现了能解决中国社会“老式”问题的各种现代制度没有充份扎根，也因此倒使共享经济等“新式”现象急速发展起来。代表知识产权的前现代丶现代丶後现代现象的共存现象在雇用关系上也存在。

根据技术的进步，中国有些地方完全先进於日本，出现了谁都没有经验过的社会情景，相反，像日本在过去通过社会运动和行政措施克服的“老式”的劳动问题依然存在。整个社会到处可见的“不均衡的发展”使中国具有独特的能量，同时也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如今不看此类现象，就无法谈论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