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学记》中有一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意思是指国家必须重视教育和发展教育，鼓励人们掌握更多知识，培养更多国家管理人才。

在我国的教育领域，百年以前，就有不同群体设立了不同类型的学校，尽管当时这些学校有的只是为了服务本身社群教育需求，扩大来看，何尝不是在为后来组成的国家培养人才？这些学校的贡献在建国史中是不容抹杀的。

各大基督教会组织和天主教修会进入我国后就设立了许多学校，教会学校可说是国家教育的先驱。我国不少领袖皆曾在教会学校受教育，包括首相纳吉，而要在我国其他各领域找到教会学校毕业生一点也不难，国家银行前总裁洁蒂即是其中一位。

许多教会学校为社会中下层提供教育机会，打破菁英教育制度，受教育不再是一些特定群体的特权。许多贫穷家庭子弟获得教育机会，进而改善了家庭环境，迈入中产阶级，改变了一些群体的社会文化经济地位。

最早的教会学校是由英国圣公会创办的槟城大英义学（Penang Free School，1816年），接着天主教会的基督学校修士会（La Salle Brothers）在槟城创办了圣方济书院（1852年），以及耶稣圣婴修女会设立的莱特街修道院女中。这些学校早期是服务弱势群体如孤儿。

之后陆续有不同教会和修会在全国各地设立学校。1950年代至60年代，可说是教会学校的辉煌时期。教会学校成为各大种族的首选学校。教会学校受到各族肯定，主要是他们注重全人教育，学术以外，学生的人格塑造也是学校所关注的层面。培养学生的自信心是教会学校非常重要的一环，批判性思维、胜任多种任务、懂得自我尊重和具备良好操行都是学校致力于灌输给学生的特质。当然，教会学校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亦是吸引各族群的重要因素。

不过，进入1970年代，在1961年教育法令下，教会学校成为政府津贴学校，教职员薪金和行政费用由政府提供，但教会仍保有学校土地和建筑的所有权，教学媒介语也从英语转为马来语，教会学校的办学特质和精神因此开始没落。

目前国内不少历史悠久的教会学校仍然极负盛名，继续保有名校的地位，这必须归功于董事部和教职员持续地维护学校原本的特质和办学精神。但是，许多改制后的教会学校变成和国小没两样是不争的事实，不像过往般，因为两大特征，即英语为媒介语以及宗教熏陶，而受到更多家长的青睐。

近年，基督教会在探讨和思考如何唤回当年教会学校的光辉，发现一个可以着手发挥功能的层面是，即使经过改制，一些教会学校的学生种族比例恰好反映了国家种族结构，让这些教会学校可以成为各族交流和塑造种族和谐的据点。

不同种族学生和教师通过在校园内的课堂学习和课外活动，铸造各族相互参与、贡献和合作模式，再通过学生在校内外的实践，相信能够激发国民协作的精神。许多曾经在教会学校就学的国民都认同，教会学校为各个族群学生提供了一个中性的平台，让彼此有机会认识和交流，就可见一斑。

政府在接手教会学校后，理应保持教会学校的特征，善用这些学校的特质，吸引各种族家长选择送孩子到教会学校学习，让教会学校继续扮演团结国民的角色。教会学校的董事会在这方面必须表现出更强烈的办学意愿，努力延续教会学校的特征和风俗，让教育部意识到教会学校的存在和可以作出的贡献，是国家教育重要的资产。

独立了60年，种族主义论调依然有市场，一些政客一再发表多元源流教育是国家教育的绊脚石，要政府关闭华小和淡小，而另一边厢，政府收编了备受好评的教会学校后却没有积极把这些学校给办好，部份教育部官员甚至以各种手法抹杀和摧毁教会学校的特质，这样的办教育思维是在开倒车。我国有众多的政治领袖曾经在教会学校受过熏陶，他们是时候把当年所学的良好价值观和人格特质表现出来，为这个国家和人民谋求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