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1982年参政後，我们参与协助解决了一些教育行政偏差，诸如确保小学新课程不威胁到华小教学媒介语（1982年），纠正了华小集会用国语的行政指令（1984）及将“综合学校”计划的建议改为“学生交流”计划（1985）。我们也针对国家文化政策提呈了备忘录（1983），并举办了经济研讨会（1984），建议成立国家经济协商理事会，以制定取代新经济政策的新蓝图等等。（详情待後再叙述）我们也非常积极地争取两项重要的教育改革。其一，即是删除或修改教育法令21条（2），以确保华印小不会如英小那样被一纸通令改制为国小。不过，正如上篇所述，虽然高层於1986年初原则上同意要修改21条（2），却因被公开政治化而搁置下来。

其二，在争取开放高教方面则取得一些进展。我们根据美国两年制“社区学院”转升大学三年级的模式，提出本地私立学院与英美澳大学合办双联课程的建议，於1985年得到认可。但是，实际的成效无法立竿见影，直到90年代才开花结果。（本栏第5至19篇已详述）於是，董教总部份领导人开始不耐烦，质疑内部争取策略的有效性，於1985年初公开提出两线制的概念，华社也转向支持反对党。林吉祥利用这局势，亲自领军到槟州发动丹绒一役，直接攻打我。我敌不过他，退居林苍佑的政治秘书，不能继续在中央充份发挥。

1986年大选後，林敬益取代梁棋祥进入内阁当原产部长。在他积极推动下，成立了全面检讨教育法令的内阁特委会，由他代表民政党，并由郭洙镇丶王添庆和江真诚从旁辅助。

此时，安华已担任教育部长，本来我们对他寄於厚望。但是，他不只时常因故展延特委会会议，而且开会时出尔反尔，并默许一些教育部高级官员诸多阻挠。敬益几次开会过後回来向民政中央工委会报告时，直言被安华的态度气到“呕血”。

1987年巫统再度爆发更为激烈的第二次党争，东姑拉沙里直接挑战马哈迪。也就是在这期间，教育部竟於8月派出60多位不谙华语教师到50多间华小出任副校长和主任的高职，引起华社哗然，展开了一系列抗议大会，包括在吉隆坡的天后宫大集会及华小罢课行动，群情沸腾。

安华不只不附顺民意，而且还非常强硬地宣称毫不妥协，甚至发动巫青团举行大示威，发表极端演讲，导致种族关系不断恶化。1987年10月27日马哈迪政府发动茅草行动大逮捕，106位朝野政党丶社团和公民组织领袖被扣留，其中包括董教总主席林晃升和沈慕羽丶行动党的林吉祥和陈胜尧丶马华的陈立志丶民政的王添庆等。

过後，内阁成立了包括马华林良实和民政林敬益的5人小组，於翌年5月才达致“4+1”解决妥协方案，即是除了课外活动主任外，校长丶第一副校长丶第二副校长和下午班主任都必须拥有华文资格。

由於华小高职和茅草行动这两大事故，检讨教育法令工作又再放缓，而教长安华随着又再出尔反尔。例如，於1988年11月在国会总结答覆时说会检讨21条（2）。但是，於1989年2月受报章访谈时，却又说不准备撤销21条（2）。过後，由於大选跫音将近，才又再透露21条（2）将会删修，新法令将保存华印小特徵。

由於对马哈迪的大逮捕强硬手段和安华的反覆无常态度极感失望，一批华教领袖於1990年9月在林晃升领导下集体加入行动党，展开了他们通过反对党实现两线制的路程。行动党如虎添翼。

於是在同年10月的大选，几位华基执政党的领袖落马，包括领导槟州发展21年的林苍佑也败给林吉祥，无法再连任。然而，行动党却不够州议席执政槟州，我因缘巧合之下临急受命。

大选後，安华仍续任教长，但很快於1991年3月升任财长，改由来自砂州的苏莱曼道勿第二度出任教长，更少开会。因此，修订教育法令的工作还是在原地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