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也可以用经商的道理来从政，使自己成为一代的治国能臣，中国战国时代的吕不韦就是一个好例子。

吕不韦是当时秦昭王时的人，他之所以能成功的由商转政，原因有三点：一、活化了商人“奇货可居”的营利观念。“奇货可居”是吕不韦由商转政的关键所在。吕不韦在决定由商转政之前，曾经向他的父亲请教种田、经营珠宝之利，而以“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建立国家，扶立君王，其恩泽可以流传后世）的获利最多，所以才决定由商转从政。

所谓“奇货可居”，是指将某种东西视为珍奇的物品，可以囤积起来以等待好价钱时再出售。当年吕不韦在赵国都城邯郸做生意时，见到了在赵国当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时，认为这位秦国人不爱、赵国人不敬的秦人质，是位“人弃我取”的“奇货可居”的好东西。

因为异人是秦国太子安国君20多位儿子中之一，安国君虽尚未立定继承人，但异人的母亲夏姬却非安国君的宠姬，异人又非太子安国君的长子，所以异人是无望被安国君立为继承人的。

秦国曾多次侵犯赵国，使身为人质的异人在赵国备受赵人的冷待，连车马之用的待遇也不如他国的人质。

吕不韦认为异人当时的处境，犹如商场上的弃货。所以本着“人弃我取”的商业买卖理念，认定异人是位“奇货可居”的人物，值得将他做为政治投资的对象。吕不韦遂以商人谋利的思维，毛遂自荐的上门游说异人，说明自己能使他的将来大富大贵的原因；在说服异人之后，他用五佰金以供异人在赵添购车马与交际的花用，又用五佰金购买珍奇异物带入秦国，以安国君所爱的华阳夫人为游说对象，说明无子的华阳夫人未来的处境，劝她将异人收为己子，以长保安国君死后自己的富贵；于是华阳夫人听信吕不韦的说词，将异人收为己子、改名为子楚，并说动太子安国君将子楚立为继承人。吕不韦回邯郸后，又将已怀有己种的赵姬送给子楚，赵姬又有幸的生下了日后成为秦始皇的嬴政；所以吕不韦真是押对了宝！。

在秦昭王去世后，太子安国君继位为秦孝文王，子楚立为太子，华阳夫人为王后。秦孝文王在位一年后又去世了，由太子子楚就位为秦庄襄王，华阳夫人为太后，嬴政为太子。一年后吕不韦被任命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阳10万税的收入。三年后秦庄襄王去世，嬴政太子即位为秦王，在消灭六国统一天下后自称为秦始皇。

吕不韦以商人理念的“奇货可居”做为切入点，将“人弃我取”的异人做为他由商转政的跳板，使他成为秦国三代君王的相国，影响了当时中国战国时代七雄的兴亡，辅佐秦王政后走向一统天下的历史大业；当时真是做对了抉择二、将商人多元化的贸易理念转化成为兼容并蓄的用人原则。自从商鞅助秦孝公变法后，秦国即开始了以法家思想做为治国的依据，实行依法治民的政治制度。

所以排斥其他诸子的思想学说独尊法家，是当时秦国政坛的现象，在吕不韦掌权做为丞相后，此现象才有所改变。

将贸易商品的多元化，是商人从事贸易时的盈利原则。吕不韦在由商转政当上丞相后，固然仍然依法治国，但也将商人在从事贸易时，利用商品多元化的买卖以求盈利的的理念，转化成为他从政时兼容并蓄的用人原则。所以他在《吕氏春秋》中，除了阐发法家的法治思想外，也将阴阳、儒、道、墨等先秦各家学说都收录于内，说明了吕不韦在当政用人时是兼容并蓄的，而此理念即是由商人贸易多元化的理念转化而来。

三、将商贾重人脉的互动关系转化成聘请天下知识分子到秦的咸阳城来为他所用。利用商业的人脉互动关系，以求商业的利益，是现代华商赖以生存之道。远在战国时代末期的商人吕不韦，不但深谙此理，更将它转化成为广纳天下知识分子以为己用，借由知识分子彼此学术交流的管道，以了解天下各种变化的趋势。

当时的知识分子，不但齐聚在吕不韦门下，为吕不韦供献他们的才能，并配合吕不韦的兼容并蓄思想与用人之道，编写了一部《吕氏春秋》。以供吕不韦治国之用。而吕不韦则希望秦王在统一天下之后，能以《吕氏春秋》的理想做为他治理天下的依据；后世更以《吕氏春秋》一书为先秦诸子杂家的代表作。

在现今的世界上，成功的华商无所不在，但能由商转政的华商并不多见。主要是受到成功的商人要远离政治，以免受到被查帐之苦观念的影响所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