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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9/2018
跑在最前线:新闻从业员的人身安全谁来保障?
作者: yslee

无国界记者的2017年新闻自由排行榜,分别用浅黄色、黄色、橘色、红色和黑色来标注全球各国的新闻自由度,除了最为极端的黑色,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亚洲国家几乎全线飘红。

余秘叶从事新闻媒体行业长达15年,曾在大集会前线目睹某些政党人士煽动示威人群冲破防线,原本该是维护法纪的警员如暴民对示威者拳脚相向;她也曾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逃难似地躲避催泪弹。

但这一切,都不及全程追踪反贪会主席拿督斯里苏克里调查一马公司子公司SRC国际事件来得刻骨铭心。

“因为那是新闻自由最黑暗的时候。”她说。

余秘叶说,反假新闻法令实际上是戴在媒体头上的紧箍咒,所幸这条法令已经在8月16日的国会三读通过,宣告废除。(图:星洲日报)

从苏克里着手调查,一直到他被调职、生命受到威胁逃亡美国,她均参与其中全程和他保持联系。即使是他抵达美国后也不忘给她发信息报平安。

最后新政府上台,苏克里获首相敦马哈迪委任为反贪会主席,强势回归,如电影剧情般的转折让她激动万分。

她轻靠国会大厦媒体室的墙,一道阳光透过玻璃门映照在她脸上,就像是她口里说的“曙光”,为寒冷的媒体室注入一丝暖意。

“那段时间风声鹤唳,调查一马公司的相关人等接连被撤换、调职,我也担心会不会因为报道有关新闻而被传召或被逮捕。”

2017年12月,英国《查禁记录》(Index on Censorship)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在2016年全球就有259名记者锒铛入狱。

除了牢狱之灾,新闻从业员可能还要面对死亡威胁。

全球最大的记者组织“国际记者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简称IFJ)在2018年1月3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有82名新闻从业员因公殉职,其中墨西哥死于谋杀的记者多达13人,受害者大多数是因为揭露当地腐败以及毒品贩运集团和当地执法单位勾结的现象而成为刺杀目标。

暴 打 恐 吓 被 捉
细 数 新 闻 摄 影
最 惊 险 的 时 刻

黄安健(浅蓝衣)对于有时候晚睡早起的工作性质已习以为常,曾试过只睡三四个小时又接着上班,结果在跪着拍照时竟不知不觉睡着。(图:星洲日报)

尽管马来西亚的政局和社会环境不至于如此动荡不安,但是每每冲在新闻前线,记录下重要时刻的摄影记者也经常面临人身安全之虞,因公受伤,头破血流并不鲜见。

原是广告摄影的黄安健,为挑战自我转投新闻媒体行业,结果“一入报界深似海”,新闻摄影记者一当就当了15年。

在职业生涯中,他经历过数次危及人身安全的事件,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是在2012年428黄绿大集会(Bersih2.0)遭警方逮捕和殴打,一时成为各大媒体新闻的“红人”。

他回忆起6年前的那一天,仍历历在目。

“那一天早上8时,我已抵达集会现场,一直工作到下午5时,其实那段时间采访工作很顺利。之后看到警方出手殴打示威者,身为新闻工作者能做的就是去记录这些场面。”

“可能当时警员很疲惫,加上又收到示威者打死警员之类的信息,所以情绪很愤怒,就发泄到示威者和我们的身上。”

那时,警察发现黄安健拍照,便上前逮捕他,把他的摄影机摔在地上,随即拳脚相向。之后把他带到独立广场的路上,他一时失去平衡摔倒,站在两边的镇暴队警察又趁机施以拳脚,再把他送到吉隆坡警察训练中心扣留2小时才获释放。

事后的验伤结果显示,他的头部被钝物致伤,奈何却无人因此受到惩处。

“因为当时是在我的视线范围外的人出拳打我的太阳穴,我不知道真正打我的人是谁。”

在那天,警方发射水炮和逾40枚催泪弹,约103人受伤,除了黄安健,还有其他新闻工作者受伤,其中一名女摄影遭催泪弹击中晕倒在地。

“所以去这种集会采访时,防催泪弹的口罩、防辣椒水的眼罩必不可少。当镇暴队用这种方式驱赶示威者,同在前线的我们也会中招。”

即使大型示威集会不算多,但日常的工作仍是危机处处。

新 闻 摄 影 记 者 黄 安 健 被 捕 片 段


用 生 命 换 取 最 佳 视 角

在菲林(底片)时代,他接到上司的指示去拍摄非法活动,结果被不法分子发现,将木棍放在他肩膀上出言恐吓道:“你信不信我能打你至死为止?”。

当下他只能放低姿态不断道歉,交出底片了事。

“这些是看得见,看不见的风险包括去传染病和疫病现场拍照,专家全副武装,而我们只有一个口罩。”

“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那是你离得不够近”是著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的经典名言,为了拍照误入雷区被炸身亡,临死前手里仍抓着照相机,这其实是许多摄影的写照。

他们身处在最前线,镜头里只有最佳视角,没有危险。我们看到每一张照片,对他们来说可能是用生命或健康的代价换来的。

鉴于高风险的工作内容,他特意购买人寿保险以防万一,保障妻儿的未来。

虽然相较起日晒雨淋、大汗淋漓,有时忙碌起来只能睡3至4小时的新闻摄影,广告摄影的工作内容较为轻松,可是黄安健笑说内心有一个不安定的灵魂,不能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

“没有热诚,我是不会做这份工作。”

黄安健在428大集会被警方殴打致伤。(图:星洲日报)
在428大集会那日,部份摄影的相机被警方抢走,并摔在地上。(图:星洲日报)

女 摄 影 风 险 双 倍,被 性 骚 扰 无 处 申 诉

同是摄影记者,女摄影不但要面对上述的风险,性骚扰更是司空见惯。

两位不愿具名的女摄影透露,在采访工作中,经常需要挤在人群里抢得最好的画面,往往这种时候最易遭到性骚扰。

“那些政治人物的保镖要推开我们的时候,都会往我们的胸口推,对付男摄影是用力地捏腰部的肉。”

更有人会趁人挤人混乱场面时,故意紧贴着女摄影的背后,用生殖器磨蹭猥亵。可是即使明知这些人是有意为之,碍于现场太拥挤,她们完全无计可施,只能苦笑说:已经被非礼到麻木。

社会新闻组记者林佳香曾碰到“过于热情”的受访者,若有感对方“握手”时间太长,她会迅速抽出手微笑离开。

“我看过有的直接上手搂住女记者的肩膀,所以必须严正表达不喜欢、不接受的态度,不然对方会越来越过份。”

新闻工作者的人身安全,只能靠自己来保障。

刘蝶广场骚乱当晚,中国报摄影岑家豪在拍摄骚乱场面时被滋事分子围殴,星洲日报高级记者陈伟伦试图替岑家豪解围,结果也挨了好几拳。(图:星洲日报)
在刘蝶广场骚乱事件中受伤的摄影和记者。左起为星洲日报摄影冯依健、社会新闻组高级记者陈伟伦及中国报摄影岑家豪。(图:星洲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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