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实在话，首相敦马是一个挨过苦的领袖。敦马的原生家庭的财务状况不佳，在进入政坛之前，生活虽然过得去，但大部份时间也很清苦。在乡区行医的经验和生活的历练，让他亲眼目睹、感受贫穷的可怕，我甚至可以说，他是国内极为少数，亲身经历过穷苦、感受过乡区马来人三餐不继的国家领袖。这些难得的经历，塑造了他想消除贫富差距的从政理念，也设定了他想帮助贫穷马来族群的扶贫目标，更激发他在1970年写了一本极具争议的《马来人的困境》。

我说这些，并不是在奉承敦马，而是在于简单地突出这位思想先进的回锅首相，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有了扶助土著（特别是马来人）的保守想法。有了这概念，我们就不会对敦马上周在伦敦接受英国广播电台访问时，坚持要继续扶助马来族群的想法而感到讶异。当然，有者会觉得这是大马的政治现实，而敦马就是在向现实低头，他需要扶持这个国内最大的族群，来换得希盟政权的稳定。但我觉得，这并不尽然，因为这本来就是他的从政主张，既是利益，也是使命。

敦马从政数十载，从未推翻和质疑过自己在48年前所书写的铿锵文字，无论是首次还是第二次任相，他也未曾遮掩过自己的马来保护主义的主张和倾向，所以敦马说种族贫富悬殊，马来人需续获重点扶助，已是在预料之内。唯一在意料之外的，是他这次选择在国外重申这个观点。当然，我无意剖析这套观点，也不想猜测，其在国外发布这种令国内其他种族极为不悦的观点的用意，因为我对敦马在专访中所提及的“贫富差距”是更有兴趣的。

贫富差距是什么？就字义上来说，是富人和穷人的财务差距。差距越大，就意味着社会经济结构失衡的情况越严重。在贫富悬殊的社会中，富人有资本创业、投资，能够钱生钱，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小；而穷人没有资产，还得花很多时间去赚钱，付出的时间和收入不能成正比，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极大。这种情况，形成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悬殊社会，而两个群体的收入差距和鸿沟，更会随着通货膨胀变得越来越大，令社会最终出现严重的失衡，引发仇富、失序等社会问题。

我国，是存在贫富差距的，因为这本来是资本国家的缺陷。但生活成本的逐步高涨，以及持续高企的家债，让民众的可支配收入日趋减少，加之大马目前所面对的中等收入陷阱，国人的收入增幅小、来源少，而拥有资本的富人，收入增幅大、来源多，双方收入的差距渐行渐远。对敦马而言，这种现象是出现在土著和其他种族之间的，然而，对我而言，目前国内最严重的贫富差距，反而是出现土著社群内，即是土著精英和一般民众之间所存在收入不均的问题。

我见识过土著精英奢华的享受，当然，我更经常看到一般土著在生活上所面对的拮据。在过去，政府的土著扶助政策，主力在教、理、工、商四界，模式不外是固打、优惠两套方法，但老实说，这些领域和模式，确实为身处上流社会的土著精英带来更大的机遇，不过那些资本少、没人脉的小型土著企业以及教育水平较低的乡区土著，却反而和其他种族一样成了扶助政策的绝缘体。他们，别说是出国留学，就连政府工程、高职，甚至是拨款，都不够少数的土著精英抢。

土著内有45%属低收入群（B40），是多数，而高收入群（T20）只有16%，两者差距竟高达64%，显然，相比其他种族，土著族群内“精英越富、平民越贫”的贫富差距其实更大。因此，敦马要认识到的是，扶助土著不是不行，但需要有更能迎合新时代、多元国情的全新模式，断不能走回头路；若过去的政策有效，为何大马努力了40多年，挤入中等收入群（M40）的土著至今仅有39%？过去的政策只能让极少数土著富有，而一个称职的政府，不该只懂得让少部份人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