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再简单不过的两个字。从小我们被教导，遭遇爆窃、打劫、车祸、被殴致伤等等，都应报警处理。遭遇性侵不同，今年7月份【焦点】的“正视性侵”系列专题谈到，在陷入受伤、害怕、无助、掏空、自责等等复杂情绪中，报警往往不是性侵幸存者第一反应。

报警与否是选择。从报案到司法审讯，调查、盘问、供证都是一次又一次赤裸重述不愿面对的痛楚，心理压力极大。不报案，若干年后或许会后悔莫及，为何当年不勇敢追求司法正义。

报警与否该如何决定？或许我们可先厘清，性侵幸存者在追讨正义的路上所面对的未知数。

以强奸案件为例，警方处理程序如下（或因个别案例而异）：

警方提醒，遭遇性侵后不应洗澡，不要丢弃事发时的衣物，以取得体液、血迹等实质证据，并建议在72小时内报案：一）防治疾病和避孕药物需72小时内服用才有效；二）超过72小时，伤口属旧伤，无法力证案件刚发生。

然而，遭遇性侵后，真的能那么理性地不洗澡，冷静重述案发过程吗？马来西亚生命线协会督导王妤娴坦言，大部份人在遭性侵后第一件事恰恰就是洗澡。可想而知，洗澡是为了洗去被玷污的感觉。

王妤娴处理过众多案件，只有一名幸存者在24小时内报案。她在被绑架途中紧记路牌、地标，到酒店被性侵时也努力留下证据，包括狠抓加害者以在指甲留下对方皮屑，作为脱氧核糖核酸（DNA）证据。这名幸存者曾接受性侵防治教育，她在危急中奋力留下证据，实属不易。

当然，这并不表示超过72小时的案件警方就不能办理。武吉阿曼性侵、家庭暴力及虐待儿童组（D11）主任朱莉莉声明，警方的立场是鼓励幸存者报案，不管事件经历多久，请交由警方介入帮忙。

“就算没有实质证据，警方仍然会尽力搜证，包括闭路电视片段、证人等都可以佐证罪行。”

朱莉莉坦承不是每个案件能成功带上法庭，但只要证据充足，时间不是问题。

今年10月份的团康老师事件便是一例，共有6人投报，案件可追溯至七八年前。

羞 耻 自 责 担 心 不 愿 报 警

“自觉羞耻、自责和担心没人相信自己。”朱莉莉举出3个绝大部份幸存者不愿报警的理由。她自1986年加入D11，接触过各类案件，深深理解幸存者及家人在面对性侵的心理压力。幸存者常常自责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逃走？为什么要让对方得逞？可是，社会却也总是习惯怪罪幸存者，为什么穿着曝露？为什么夜归？

“就算是妓女也有权利拒绝。”

朱莉莉强调，任何人有权维护自己的身体，人们有权夜归、穿喜欢的衣服，没人是“活该”被性侵的，错的绝对不是幸存者。

了解到幸存者的恐惧心理，警方每个州属都特设一个“幸存者照护中心”（Victim Care Center），由专业注册辅导员提供幸存者心理辅导。就连家属面对心理压力，或不知如何陪伴幸存者，皆可向照护中心求助。

每个州属也设有儿童调查中心（Children Investigation Centre），内外装潢就如普通住宅。以武吉阿曼为例，儿童调查中心设在警察总部以外范围，不让儿童感受到警局严肃的氛围。“我们知道这种创伤案件需要更多关怀。”

调查性侵案件，警方不能急功近利。幸存者通常先交由辅导员陪伴安抚，慢慢建立信任关系后才交给警员调查。朱莉莉表示，D11的警员都经过特别训练，学会站在幸存者角度沟通。对待儿童也有不同方法，警员不能期许儿童清楚记得事件详情，他们形容身体部位的词汇也不同。因此查问时，警员不会直截了当地问，而是慢慢诱导儿童透露事发情况。

处理性侵案件，警方工作也有弹性，可以配合幸存者身心状况上门调查。“D11的警员便衣行事，就连前往受害者家里的车子也是普通车，没有警方标志，尽量避免引起邻里关注。”

首 个 知 情 者 角 色 很 重 要

根据警方数据，18岁以下的性侵案件以强奸案居多，2018年截至10月份共872宗。其中加害者以熟识者和男友高居榜首，其余还包括陌生人、初识者和邻里。18岁以下的家庭内性侵案例，加害者则以父亲、继父、叔伯、哥哥、表兄弟、姐夫居多。

朱莉莉提醒，发生性侵，第一个知情者的角色至关重要。

很多案例，尤其是家庭内性侵，当孩子告诉母亲遭父亲性侵，却马上被否定。孩子会想，连母亲都不相信，世上还有谁会相信自己，他们的内心从此封闭起来。

人们常反应“为父者怎么可能这么做？”为什么却没想过“孩子怎么会无端端撒谎遭父亲性侵？”

朱莉莉强调，“孩子没经历过，又怎能编得出遭遇性侵的谎话？”如果孩子申诉遭遇性侵，或投诉身体遭触摸、私处有伤，家长都应特别关注。

发生家庭内性侵，朱莉莉明白幸存者和其他家人往往陷入两难，担心报警会撕裂家庭。又或者，加害者是家庭支柱，家人为免家庭失去收入而选择不报警。她希望家人能好好思考，家中成员犯下兽行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如果姑息了事，受害者该怎么继续生活？

“我们当然理解报警是非常困难的决定。但不报警，受害者的正义就不得伸张，事情只是扫进地毯下罢了。”

性 侵 罪 须 扩 大 法 律 范 畴

性侵主要分为两大类：身体接触和非身体接触。朱莉莉解释，身体是自己的，你可以决定谁可以触摸你，儿童则另当别论。“打个比方，有人把手放在你身上，而你不愿意、不舒服的，就可以构成犯罪。”

主要几项性侵罪行如下：

警方也发现科技不断进步，犯罪手法也在改变，现有法律已无法完整覆盖，因此得推动扩大法律范畴。2017年性侵儿童法令就特别纳入儿童性诱拐罪行。在此法令，知情不报也是罪，看到邻居虐打儿童，或是医生诊断时发现患者疑似遭虐待或性侵成孕，都应该报警。

但警方在调查性侵案件也面临种种困难：

（一）案件久远案

发久远的案件，没有实质证据，搜证较为困难。不过，就算缺乏实质证据，朱莉莉还是那句话，请幸存者站出来报警，让警方帮忙。“好像非礼案件，也没有太多实质证据，不过可以用闭路电视画面、其他证人来佐证，包括发现幸存者事后的举动、表情有异，都可称为证据。”朱莉莉透露，非礼通常是惯性行为，受害人数往往不只一人。

（二）人的记忆有限

3个月前发生的事，对人的记忆来说都算久远。事发时相关人士怎么走出来，什么表情，都很难记得，又或者事发地点环境已经起变化都会影响记忆。

（三）家人或证人不合作

警方可能多次召集问话，造成家人或证人不耐烦。也曾发生验伤报告太多专有名词，而医生太忙，难以抽空向调查人员一一解释。

证 据 会 说 话

朱莉莉提醒，性侵是个人行为，不同社会阶层的罪犯都有，与社会经济地位无关。很多时候，幸存者因加害者社会阶层地位更高，不敢报案。她一贯论调，“请交警方调查，证据会说话。”

“最重要还是幸存者愿意站出来，毕竟最后得由他们告诉法官实情。”朱莉莉明白幸存者需要强大的心理建设，警方会从旁协助，包括一直解释他们整个调查流程。就算进入法庭审讯阶段，警方也会随时支援。

2017年，国内成立性侵儿童罪案法庭，是专审涉及性侵儿童案件的特别法庭。幸存者将在独立证人室内，使用同步录影播放方式供证，无需面对被告。虽然此方法目前只应用在儿童，朱莉莉希望未来成人幸存者也能采取录影供证，减轻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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