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看一看邻国，他们跟大马一样，人民从来不敢高调地批评政府。政府干预国民的生活时，绝不手软。90年代初，有人把口香糖粘在地铁门上，破坏地铁的运作，政府就干脆全国禁卖口香糖。纵使新加坡人的自由处处受限制，反对政府的声音始终薄弱。当年的新加坡，言论自由度与大马旗鼓相当。

90年代末，副首相安华被革职，他的支持者认定这是政治逼害，发起“烈火莫熄”示威。我在电视新闻中，第一次看到有人在视频内，大骂国家首相。想起当年公公对表弟的训话，以及政府展开茅草行动的情景，我不禁为他冒了一把冷汗。虽然到了最后，安华被捕，示威行动也停下来，这件事让我觉得大马改变了少许，隐约地看到民主的一丝曙光。

告别了中学时代，父母把我送到澳洲深造。到了西方国家，发现它们的民主制度，跟大马有天渊之别。报章上指责政府、批评首相、揭发丑闻的报道比比皆是。电视直播国会会议，各政党当场对骂的情景让我大开眼界。在澳洲，批评政府者不怕被对付，每个人的观点都会受到重视。

2000年代，网际网络开始普及人群，在网上发言不容易被追究。虽然它给社会带来了一些问题，但也给了人们一个相对自由的言论平台，加速了各国的民主发展进度。2000年代末，净选盟在大马举行集会，公然批评大马选举制度不公平。这时的大马人，已经不像80年代的我们，时常回避谈论政治问题了。

在2008年大选中，国政第一次失去了三分之二多数国会议席，2014年，“五月五，换政府” 的口号满天飞，反对党越战越勇。后来，一马公司丑闻上了国际头条，时任首相纳吉宣读2017年财案时，反对党国会议员抗议离席。就连大马国会会议的娱乐性，也开始赶上了西方国家。

与大马比较，新加坡的反对党势力实在望尘莫及。虽然有几次大选，它们的得票率有所提升，但到了2015年，执政党夺回了接近70%的得票率。在缺乏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反对党不但势力薄弱，甚至意志消沉。工人党把自己定位为监督执政党的副手（codriver），换言之，它不敢奢求自己能执政。理论上，新加坡人有投票权，但实际上，他们除了执政党，根本别无它选。

2018年，大马改朝换代，国际媒体普遍认为，此事不只是反对党的胜利，也是大马民主的胜利。成功迎來两线制的大马，成为了东南亚民主之星，在经济学人信息社（EIU）的民主排行榜上以第52名，超越了菲律宾（53名），并且把新加坡（66名）远远地抛在后头。

展望未来，大马的民主制度还有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据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的数据，大马的新闻自由，在188个国家里排名145；EIU仍然把大马归类为“有缺陷的民主”国家。很不幸，在过去的一年里，大马错过了很多制改的机会。从给予地方政府更多权力，到废除假新闻法，以及国安恶法等，政府处处受阻。

敦马在80年代当权时，他的威权统治打击了大马民主，今天，他又成功带领希盟，让国家改朝换代。对于大马民主，他是一位关键人物，可谓败也敦马，成也敦马。如今，制改的时机渐渐流失，希盟政府的支持率也慢慢下降。为了国家民主的未来，希盟需要把握时机，加快制改的步伐，否则最终，成也希盟，败也希盟。

星洲日报／微观时事·作者：张晋玮·法院IT经理·2019.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