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都市里，高楼公寓越盖越多，不但更高，而且更密集。但是，根据国家产业资讯中心（NAPIC）数据，截至2018年第三季的滞销单位超过3万个，这仍不包括市场尚未完成兴建的10万个单位。尽管如此，为何屋价却还是高居不下？

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核心发问。

马来西亚自独立后的都市空间形塑过程，以及房屋发展史，不管是吉隆坡、新山或其他主要城市，房屋建设绝对不是属于完全自由竞争的产业，而是服膺于新经济政策，即联邦政府大量动员国家机器和官联机构，以直接和间接介入方式，培植土著为主的建筑承包商，立法规定廉价屋在各城市房屋计划的固打额，以及透过各项融资措施协助土著在都市里置产，从而达到改变原有由华裔占城市人口大多数的结构目的。

这一系列原本旨在平衡城乡差距和各族之间在社会与经济鸿沟的社会改善工程，在不完全竞争且一党独大、缺乏监督的情况下，晚近逐渐被滥用成为朋党的寻租空间，甚至以“经济转型”或“经济自由化”之名迫使国家退场，把都市土地发展乃至市政服务几乎外包私企。

正如国立台湾大学陈东升教授在其著作《金权城市：地方派系、财团与台北都会发展的社会学分析》中所描述，马来西亚亦如出一辙，这些由政党派阀、缺乏竞争力的二流房地产建商和地方政府高官组成的利益集团，透过对都市化发展、拆迁与重建过程，直接影响地方土地的再利用和规划政策，试图从新房屋计划开发中获益，取得土地和承建合约，再把土地和房地产作为实现财富积累的炒作工具。稳赚不赔的生意，他们才不会在乎房子是否卖得出去，因为政府一定会善后出手打救。

这群人的操作模式如何？单在吉隆坡，国阵执政期间遭到攫夺原属于国家和全民的土地，可简单归类为以下：第一，贱卖公地，如绿肺、体育用地乃至防洪池或废矿湖等水土保育地。甲洞国会议员林立迎揭发的甲洞大都会公园被充作公寓发展个案，为此经典例子。

第二，黑箱作业，透过土地变更和重划偷龙转凤，如武吉加拉森林公园，吉隆坡市政局先重划为住宅区，然后把土地移交“联邦直辖区基金会”，再专卖给发展商兴建高级豪华公寓。就连联邦直辖区部长卡立沙末也坦言无能为力，因为程序和合约是正式丶合法及具约束力。今天若要赎回公园地，政府必须赔偿发展商过亿。

第三则是私自霸占，较常见的是地方民众会堂被充作政党支部。但最为嚣张的还是燕美路政府土地遭到6层楼建筑和豪华水果档霸占，而且已经兴建完工。是谁能纵容他们在光天化日下、目无法纪地霸占政府地？为什么政府会允许这类事情发生？违法却能免于被取缔？

说白了，房地产价格高居不下，因为土地充斥投机和炒作因素，并罔顾供需失衡。根据林立迎从国会取得的资料显示，在吉隆坡被国阵政府贱卖的土地中，用于兴建廉价或可负担房屋计划的比重只占很小，亦和过去新经济政策的初衷相距甚远。

这显示，大多数在都市里的土地变卖、增值利益，过去并没有回流让国家得益，和人民共享。原本充作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保育的用地却遭到破坏，人民就算买得起房子，也要面对因过度开发而被迫过着密度拥挤的社区和通勤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