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姐姐工作室制作，陈志坚编导的《陈小明》是一部学校“霸凌”题材的戏剧，由14位少年演员联合演出。

戏剧一开场，就通过群体演员的话透露：小明不见了。“陈小明不见”是一个隐喻：像小明这样的弱势个体在学校这个“社会”里的不幸遭遇，及不被“看见”的处境。

小明出身单亲家庭，性格内向柔弱，不善交际，在同学中时被挤对。小明以讨好的方式企求同学接纳，但同学收受了好处后还是霸凌他。霸凌手法五花八门，且无日无之。陈母向学校投诉却不获重视，小明的小学岁月日日难熬，颓丧厌学。插班生小丽的出现，鼓励并唤醒了小明的勇气，抗拒了霸凌者加诸己身的压迫。

在剧中里，人物大致是一种类型化的处理：班长是霸凌首领，同学是一群为虎作伥的势利小人，老师是装腔作势、逃避责任的教匠，妈妈是无为的悲情控诉人物。在这样一堆人组成的人际江湖里，小明苟且偷生，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钟。

在小丽出现前，陈小明依赖的人是同学张小华。小华是那种典型的、企图打通一切人脉的“好人”。小华以为他可以始终贯彻他的“好人”做派，不与任何人为敌，包括这个不被同学接纳的小明。但是残酷现实粉碎了他的“理想”，他最终要选边站：和大家一起攻击小明。在人物塑造上，相对于小丽的过于理想化、小明的过多斧迹、小华是较为立体的人物。所以，当小华向小明挥拳，那一拳犹如打在观众身上。

如何获得勇气抗拒欺凌？小丽教小明一招：害怕时候大声念：我是Super Man，底裤穿外面。于是这口号就犹如咒语般反复出现在剧的下半部。一开始还以为是一句闹着玩的游戏语言，却不想编剧是当真的。于是“咒语”在戏里戏外就出现了两极作用：剧中它让小明逃过欺凌，戏外却成了观众对人物反应接受与否的一种困惑。因为来到这里，我们搞不清编剧是要写一个有点自闭、不善人际关系的学生，还是要写一个有点儿弱智的孩子？这似乎是为了追求语言趣味或娱乐效果而牺牲了人物？这是我所谓人物的斧迹。另一例是，在遭受同学欺凌时，一句犹如长辈的训话由小明嘴里迸了出来：“你们都有脑袋，为什么不好好用？为什么不能好好相处？”

突破表象，表演更接近真实化

编剧在结构戏剧或语言处理上似乎有点儿游离：一会儿似乎在严肃探讨，一会儿却在嬉戏游乐（如开场的“陈小明不见”像要引人深思，结束的照应却是小明外穿红色底裤出来，说：“怎么大家都不见了”）。于是，游戏消解了深思。固然两者未必不可融合，关键在于手段。而过于依赖网上段子（如小华的笑话）却成了剧本的硬伤。可以说戏剧的议题是真实的，内容也具典型（例如写“学校是一个微缩社会，老师学生都是弱势个体的迫害者或帮凶”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作为议题戏剧，本剧并没有更多的探讨。不是要戏剧去说怎样解决，那不是戏剧的责任。但可以去挖掘事情的成因，那或许可以突破表象，更接近社会的本质。

剧中“咒语”式的语言还有一句，它以感叹语调，重复及设问修辞方式在戏剧的数个转折处出现。内容大意是：可怜的陈小明！谁是陈小明？编剧企图制造一种夹叙夹议的歌队效果，提醒观众小明的处境与“小明”的无处不在。但重复出现的语言却不免带来凝滞效果，令感官麻木，对戏剧要凸显的“人的现实困境”并无帮助。

英雄情结，是削弱戏剧现实感的另一因素。小丽初到贵境，固然不一定要“入乡随俗”地参与霸凌小明，但第一时间的独排众议、拔刀相助，也不太现实。这是我所谓的理想化人物，这个人物的设置凸显了戏剧的二元对立思维，就像戏剧的非黑即白的舞美色调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