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念书时，图书馆中文部主任S. S. Small女士有一次告诉我，图书馆要清理多余书籍，若要可取。伦敦片土如金，图书馆一本新书上架，几乎就得淘汰一本旧书，筛选书本成了一门大学问。图书馆所藏的书一般也不会重复，若一种书超过一本，则图书馆就会让多余的书离开书架。由于借书制度完善，没有人可以久占一书不还，这样的方法倒也管用。

当时我全神贯注博士论文的撰写，脑海只有自己的专业，容不下其他杂书。更大的原因是在伦敦北部租的310平方呎小套房，不容许增加藏书，于是只是跟她要了《毛泽东选集》，这是我论文最后一章重要的参考书。

后来回想当然有些遗憾。S.S. Small女士说伦敦居不易，图书馆的空间更是紧张。我突然一悟，如果图书馆可以帮忙我们藏书，何不节省土地费用？将责任交予他人，真有急用，上个图书馆就行。

但我从没实践此说，回来以后更是原形毕露，理由很多。要用的书籍未必可以在马大图书馆找到。最常见的问题是馆中记录有此藏书，书架未必看到。泄气几次以后，又觉得买书藏书仿如生活必需品，不能离身。自己本来就以此为乐，有了好的解释更能勇往直前。久而久之，书将吉隆坡房子堆得满满的。吉隆坡的土地不若伦敦般昂贵，那是让书多占一些空间的最好托辞。

我说的是很久以前的一些小事。

“现在的学生少买书了。”偶然一次饭局里，爱书的潘碧华这么说。她是马大中文系主任，指的当然是系里学生。中文系学生的取向值得参考，经子史集的价值不会折损，我的几位老师藏书都超过万卷，书仿佛越藏越香。我在东亚系当主任时，同事当中以国际关系专业最多。国际局势日新月异，旧有藏书很快成为明日黄花，一阵子就用不上了。大部分同事书架上的书不多，将旧书清理对他们是家常便饭，从没察觉有依依不舍心情。如今中文系学生也加入此行列，当然不能说学弟学妹不爱阅读，只是他们依赖网络，依赖电子书，只要一台智慧型电话，就可浏览重要的经典和最新的学术文章。

藏书见证人生岁月

爱书之群体由大变小了。吉隆坡民众图书馆最近正式永别市民，若是20年前，挽救之声必不绝于耳。与此同时我又听到台北有不少书店关闭，经营书店成了夕阳工业。吉隆坡的处境更是不堪回首，茨厂街多家书店彼此争艳早就成了旧时风景。市场肯定需要书的存在，但是流量已经大大减少。在报界工作的朋友感叹报纸的阅读人口不断萎缩，书籍也一样顾影自怜。

纸张少用了，书店少开了。但还是有很多人不舍老习惯。社交媒体中有不少读书群组，横看竖看，都是小众小乐乐，各自上载的藏书照片尽显怀旧情调。“客怀老去向谁开，白雪茎茎不用栽。只有爱书余习在，持携残藁过溪来。”一些看书长大的人将爱书、惜书当成生活之重要调剂，颇似南宋诗人方岳的“余习”心情，是痴是癖自己必有分寸。夜里无事，我偶上脸书浏览同道人心情，隐隐约约感受到其中无奈。书的最大敌人是网络，但是爱书人乐此不疲通过网络技术彼此沟通，这是最大的讽刺，却也是阻止不了的发展。

我一样属于需要网络，也同时需要书本相伴的读者。但是两者之间的雅趣却有高低之分，电子书终究不是你我心中的颜如玉。电子书如水，水能解渴，但水不是茶。有实体的书像茶，不只让人吸收新知，纸和手的互动更如茶和人的交融，跳页间呈现的是不同境界。一触一摸，随手加一二句眉批，然后淡然一笑，我更乐于用这种方式吸收智慧。

但是藏书不可太多，一多就会自我反省书缘及财务得失。很多爱书人几乎可以断定自己抛不开旧人情结，不像年轻人可以百分之百跟着社会或科技的发展同步前进。当我告诉朋友所藏之书是以万本计算时，我其实知道自己对过往的阅读习惯有难以言喻的眷恋。不是书架上的每一本书都会经常利用，但这些书各存不同的收藏机遇，见证了人生的岁月，是痕迹，也是很多回忆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