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马哈迪主义不是个人恩怨，论述纯粹以政治观点出发。马哈迪曾是我们这一群中生代成长时期的首相，而也是我们当下濒临退休年龄时代的首相。当下的热血青年，不曾体会马哈迪首次执政时的政策所留下的祸害，也是他的马来至上主义的施政分裂了马来西亚民族。对于马哈迪自他年轻从政至今，在言行上都承认他是马来至上主义者，而一厢情愿的坚持他已经痛定思痛“改过自新“的说法，确实是相信压迫者能够成为解放者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

一些资深政治人物在2018年大选前致力吹捧马哈迪是浴火重生的英雄和国家的救星，他将决心改革体制和改变过去错误施政，将功赎罪。把国家前途抵押在个人领袖的身上，具有极大的风险，尤其是马哈迪一而再的公开强调，他和其他政党的合作，主要目的是在于推翻纳吉、拯救巫统和国阵。他曾经一再直率承认：他不相信互相牵制的民主制度，而自己是“被选票选出来的独裁者”。

对尤其是未经历过马哈迪首次担任首相的时代的年轻热血改革分子，许多希盟领袖刻意栽植他们自己患上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心态，说服他们之前所形容的独裁者马哈迪，已经脱胎换骨了，如此心态和论述不但显示了一部分领袖对自己一贯来的信仰和改革意志动摇，并进一步误导公众相信了马来至上主义挂帅的马哈迪以及土团党，是不可或缺的制胜因素，没有了他们希盟不肯能打垮国阵政府！

一些希盟领袖如此言论不就否定了自己过去的一切斗争的道德正确性吗？希盟各党尤其是最先的改革势力，包括行动党、公正党和诚信党领袖和基层必须面对事实和质疑：国阵和巫统是真的倒台了吗？还是暗渡陈仓借着希盟和土团起死回生呢?我们必须勇敢面对现实吧，那就是自2018年5月9日以来，我们换了政府，但少数党土团党领袖却掌控了多名实权的部长和官联公司董事要职，而基本上国阵留下的不良政策不但没有消失分毫，却在许多方面有变本加厉的迹象，而作为政府的最高领导，马哈迪难辞其咎。

“盗贼政权”早在马哈迪首次在国阵旗下担任首相时，推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就已经陆续成型而造就了糜烂的经济模式和贪污文化。然而，希盟内上下患上了严重的否定症候群以及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官位和官联公司的优厚薪金蒙蔽了他们的眼光，寻找数不清的U转，在许多人民的眼中，他们只忙着维护自己的官位和优厚待遇，导致他们毫无决心和诚意，去履行第14届大选前所承诺的体制改革。

如果球队的队长都不相信自己球队队员的能力和藐视球规，那又如何与队友建立起高度的协调和应战能力呢？马哈迪曾经奚落希盟本身的竞选宣言不是“圣经”，言外之意，他根本没有任何诚意实现希盟竞选宣言。在其他成熟民主国家，首相发出如此毫无诚信的言论，早就必须引咎丢官回乡去了,希盟无法对马哈迪与联盟的方针背道而驰的言行，采取严厉的制裁，凸显希盟本身的民主概念也没什么成熟。

大部分希盟领袖正在享受官位所带来的优厚的待遇，他们认为欠了马哈迪和土团一项人情债。这就是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他们忘了当年鼓吹“人民是老板”的进步概念，也忘了支付他们优厚待遇的正是人民（的纳税钱），而不是马哈迪和土团党。

马哈迪从旧巫统、新巫统到土团党，由始至终都在倡导种族性政党和种族对立的斗争，分而治之的手法，确保马来穆斯林至上的政权得以持续。土团党继承了巫统的马来穆斯林和土著至上主义，这和希盟其他多元性成员党包括公正党、行动党和诚信党的意识心态、价值观，相差了十万八千里路。

在目前各国民族主义对峙的年代里，依靠马来穆斯林情怀起家的巫统、伊斯兰党、土团都认同“马来穆斯林的不安”。所谓“人在魏朝，心在汉”。未来巫统和土团重新归队，联合伊斯兰党夺回所谓的“马来人穆斯林主导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我所认识的教育部长马智礼是位开明的伊斯兰学者，但在倡导“马来穆斯林至上主义”的土团和首相马哈迪的笼罩之下，他毫无施展才华之地，尤其是在处理大学先修班90对10的土著和非土著种族配额的问题上，凸显种族歧视的教育政策依然故我。这也可见少数党土团的马哈迪作为少数党领袖，牢牢地操控了“内阁集体决定”，继续实行巫统留下的种族隔离政策。

我们不需自我否定土团实际上继承了巫统的基因，它的马来至上主义把希盟原来充满改革希望、进步的势力，在第一时间内突变为退化性的政治潮流。马哈迪和土团鼓励巫统议员跳槽土团的举动，不应该让人惊讶，因为，马哈迪由始至终都在清楚的表明，和其他希盟成员党合作，目的是推翻纳吉，至终目标是拯救巫统和国阵，维持“马来人至上”的政权。

在土团加入希盟之前，虽然有许多人质疑让马哈迪主导的土团直接加入希盟的长远政治反效果，但在成员党之间不但没有鼓励深入的辩论，反而异议分子有被打压的现象。时间证明反对希盟原有三个多元政党和土团党直接联盟者的论述是有其基础的，而以3+1的合作方式，对马来西亚未来民主发展，比较有保障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至少在各取所需、推翻纳吉和国阵政权后，在不影响希盟原来3个主要多元政党的公信力下，土团可以选择和任何政党合作，包括回归巫统，而其他三党不需要对土团的种族和保守议程负责，并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重组和调整策略。

我们必须研究台湾和日本民主化的过程，就能深入理解造成如今希盟内混乱局势的起因，对我国未来民主发展是有损无益的。当民进党还是台湾的在野党时，它不曾接纳台湾前总统和国民党前领袖李登辉成为它的党员、领导人或总统候选人，但李登辉默许改朝换代之外，是以党外人士的身分，协助动员基层力量和企业界的支持，在2000年促成了台湾第一次和平民主转移政权的壮举，陈水扁成了台湾第一位非国民党总统。但台湾民主的成熟，也造就了陈水扁是台湾史上第一位被判贪污罪成入狱的总统。这是台湾步向民主化的漫长历史，值得我们学习之处。

台湾自此之后，政党轮替执政没有造成太大的暴力冲突，经济也远远超越马来西亚。在1980年马哈迪接任首相时，我国的人均收入还比台湾和韩国来得高，如今，却被远远抛在这两头亚洲经济小虎之后。马哈迪当年的马来民族至上和民粹的经济政策，包括私有化公共企业，进而树立和政治精英关系密切的朋党经济集团；国产车只是配上新外壳的入口日本旧车引擎；土著金融丑闻、柏华惹钢铁丑闻、茅草行动大逮捕异议分子等，如今这些促使大马失去竞争力的经济政策和丑闻，都是在马哈迪任相时代发生的，马哈迪的继续领导将替无辜的希盟带来负资产，这也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必然因果。

（剖析希盟执政一周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