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坛，向来都对种族和宗教议题，表现得相当热衷，尽管绝大部分都是老调重弹，但因为可以牵扯的领域极之广泛，所以只要有人刻意（或不经意）提起，很快就会引起轩然大波，是一个用途非常广泛的话柄，除了能够循环再用，还万试万灵。因为时常得逞，所以政治人物无论朝野、利益集团无论政见，都会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候，按着自己所追求的个人或团体利益，来打种族或宗教牌。

远的不说，我就说近期的。担任教育部长的希盟土团党最高理事马智礼，在过去两周频频发表有关教育的种族言论，就把非土著气得七窍生烟；巫统和伊斯兰党在过去数场补选的直接与间接合作中，宣扬了不少种族和宗教威胁论，也在土著和非土著群体之间产生了负面的舆论导向；另外，这期间还有非政府组织向政府要求关闭多源流学校，甚至连不久前才宣布重启的东铁工程，也有土著商会向政府索求一半的承包固打。总之，近来无论大小事，都好像成了种族议题。

当然，你可能会说，这是大马一直以来都存在的现象，更是一些政客赖以生存的救命剂，是见怪不怪的现象，只要不理睬，其怪自败。这确有其理，但问题是，种族议题在我国从来不乏闻鸡起舞者，所以忽视反而是一种纵容，若我们选择任由相关人士继续操弄其中，其结果将会是很有毁灭性的。我所谓的毁灭性，不是指种族冲突有可能会重演，而是这种放任必然导致国家的经济发展停滞，令我国最终沦为本区域最无竞争力的国家。怎么说？

当本区域的周边国家为振兴经济，而全力发展科技、经贸、工业和旅游资源的同时，我们却还在浪费大部分的时间，去研究和争论种族配额、土著固打和照顾种族感受，在这样的对比之下，用不着几年，我们在本区域就会完全失去优势。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新加坡。除了文化相似，马新两国早期的种族历史脉络，也极为相似。比如新加坡在大马513种族冲突前5年，也经历过一场种族暴动。此外，新国在1980年代，也一度出现种族和宗教言论充斥的现象。

比如，1986年的基督徒在兴都庙传教事件、1988年和1989年穆斯林争尸案，以及发生在80年代中期的天主教传教士社会行动案、穆斯林兄弟会颠覆政府案、宗教司反对政府案。当时的新加坡，基本上笼罩在种族和宗教关系的紧绷氛围中，此刻的宗教场所，皆成为各类有心人士，传播种族言论和宗教主义的温床，而一些神职人员和利益团体，也试图通过宗教来“教化”群众，借此影响政府决策。

这一连串的种族和宗教问题，很快引起政府关注，促使其在1989年12月26日发布主张使用法律来约束宗教狂热的《维护宗教和谐白皮书》。1990年1月15日，内政部正式向议会提呈《维护宗教和谐法》草案，其在11月9日通过，并在两年后正式生效。这部法令的实质内容很简单，除了界定政治、社会和宗教之间的关系，还成立了宗教和谐总统委员会，以作为国内所有宗教的权威咨询机构，也为内政部长增设限制危害社会和谐的神职人员移动、入境的权力。

这部法令的出现，成功控制住了80年代喧嚣一时的宗教矛盾，并为新国在1990年代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显然，新国在处理种族和宗教关系的做法和经历，是非常值得我国参考的。我国民众除了对政坛和舆论没完没了的种族言论感到厌烦外，霹雳州苏丹纳兹林沙近日也针对清真寺出现政治活动，罕有地召见、训示州内的朝野领袖，突显马来统治者也对近期的种族和宗教分化的现象感到不耐烦，并且极之担忧。

政府早在今年3月，已表达了准备拟定种族和谐法的意愿，但之后并没有下文，而眼下种族和宗教言论仍肆无忌惮地在国内无限蔓延，甚至成为各大利益团体趁机“抽水”的话柄，再加上全球经济环境日渐严峻，以及国内经济、金融和产能的迅速萎缩，我们已没多少时间能浪费。我们在这方面必须和新国政府一样果断，尽速拟定和出台具体的种族和谐法，以此遏制种族主义的散播和社会分化行为，而希盟政府亦可借此向国人展示改革诚意，缓和民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