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戒月之后，各主办单位又开始邀请我出席演讲。有时候，我会对一些要求感到困惑，包括一些我不太了解的课题，所以我总是试着从主办单位那里了解，为何他们认为我的演讲能让出席者受惠，以免人家以为我是来冒名顶替的。我遇到很多种情况，即演讲嘉宾对主题不感兴趣，同样的，出席者对演讲者不感兴趣。很多时候，他们发出邀请的原因仅仅是因为需要有人填补空挡，因为他们找不到其他人。

我的目的是尽量避免这种情况。我希望我能享受我出席演讲的活动，但更重要的是，我尝试为活动增值──分享我的经验和知识、有趣的轶事、或至少肯定那些在场的人都在正确的轨道上。虽然一些主题演讲无法配合更多互动环节，但我通常会尝试让人提出问题并回答他们。

扶轮社3300区──我是他们的皇家赞助人──邀请我在他们的年度颁奖晚会上向他们不断增加的会员发表演讲。这个晚会是为了表扬会员组织了各种活动，这些活动是由一群由18岁至30岁会员主导，包括医疗服务、向贫困群体或灾区捐赠日常用品、拜访孤儿院、环保活动、以及筹款等慈善活动。事实上，这些工作代表了大马非政府组织志愿服务的一个广泛缩影，在适当的时候，很多活动会与更专业的组织一起合作进行。在执行这些工作时，这些年轻人不仅体现了公民身份的最佳特质，而且还会更了解公共政策的重要领域，了解如何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及理解不如他们幸运的大马人的生活。我的演讲内容很直接：突出这些成就，并为我可能参与的计划提供支援。

身为民主与经济事务研究所创办人兼主席，我也受邀在大马经济论坛演讲──夹在佐摩教授和拿督纳西尔（大马会计师协会前主席和联昌集团前主席）之间──谈谈关于“善治”的课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自己经常与佐摩教授意见一致，我强调每个国家都必须以民主的合法方式，参考某些历史、人口、和地理因素来制定本身对“善治”的定义。通往联邦的道路，我们的国家宪法以及政府机构的成立和进化（包括去年的竞选宣言）都指向了大马对善治的独特追求，尽管其他国家和国际的经验可以让我们借镜。

在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我是马来西亚及国际研究所（IKMAS）的皇家会员（Royal Fellow）,他们要求我向商学院的研究生分享关于领导力的一些想法，这些学生来自各领域的专业人士。在这种比较自由的场合，我的公式是将我的经验做出总结并让观众各取所需。这里的观众都具备企业家的头脑，我期待他们询问关于我担任两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问题，或者我对商业条规的看法。我很惊讶有人多年来一直在关注我的文章（或钢琴演出！）。然而，其他的问题也促使我承认我有许多不足之处。

我非常欢迎这些可以促使人们改进的提醒，也提供了一个思考我们政府机构中所看到的领导力的机会──尤其，最近，在政坛。如果这三场演讲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的话，那就是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因此各政府机构需要不同的人：以实现人们无法单独实现的事情（如扶轮社），或防止有缺点的人掌握太多的权力（在追求善治的同时）。关键是这些人──尤其是有很多缺点的人──必须意识到他们并不完美且需要制衡。当人们想要得到更多的权力──不论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知道的比别人更多，或因为他们纯粹享受职位所带来的光环──政府机构就会开始崩溃。

当我持续进行巡回演讲，我希望将这个讯息传达给更多元和有趣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