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和内人开始交往的时候，第一次去她的家，一入门就嗅到一股浓烈的烧焦味，有点不习惯，相当呛鼻。小时候，我的邻居也有人抽鸦片，所以我一闻到这种烧焦味，心里就怀疑是鸦片而不是普通的香烟，而且一入鼻孔，头脑有点麻麻的感觉。尽管感觉是这样，却不敢向女友求证。当年和内人拍拖的时候，岳父已是年届古稀，样貌苍白枯槁，头发稀少，说话的声音微弱，有气无力，已经退休患病在家多年，几乎终日蛰居在自己的房里，很少出门。过后再去女友的家，虽然她还是没告诉我她的父亲有抽大烟，可是走过老人家的房间，房间门是打开的，我就望到房里的墙壁有挂着一支烟枪，矮桌子上有一盏烟灯，一切都昭然若揭了，而女友也不再隐瞒，直接告诉我她父亲是有抽大烟的。我说鸦片味道难闻，内人却不以为然，她还说鸦片点着了，释放出的香气，有如咖啡的味道，她说如果我感到难受，以后就别来。我唯有耸耸肩，笑笑地做个诡异的动作，不回应她。

岳父的烟枪是红木嵌牛骨制成的，质量在当年应该是上等的，价值也应该不菲吧！这支烟枪，表面已呈深褐色，可见岳父已抽了很久的鸦片烟。岳父能够抽鸦片烟这么多年，我以为他的经济状况应该相当不错。不过内人却告诉我她念小学时，她的父亲已失业，赋闲在家，她几乎无法上中学。岳父在日治时候就是一个大树胶园丘的Kapala（管工），日本投降后，他还继续的当该胶园的管工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其实在那个时代，胶园管工的收入是颇丰的，如果不是因为抽鸦片，他应该有不错的积蓄。内人说除了抽大烟，其父也嗜赌如命，因此到了晚年，他已经没有了积蓄。幸亏众儿女有孝，大家勉强维持供他少量的鸦片，已解其烟瘾，供应不及时，他就病倒了，鼻涕口涎流个不停，眼睛汪汪，头晕目眩，有时甚至奄奄一息，好像要断气似的，但只要鸦片一入口，不久他又好了起来。岳父这个状况，家人已习以为常，从不紧张。

岳父曾风光过

岳父还在当园丘大管工的时候，每次出粮，众多的割胶工人都拥到他的家拿钱，那是他一生最威风的日子。有钱的时候，他是去鸦片馆抽大烟的。早年，鸦片的管治没那么严厉，无论在乡镇或是城市，烟馆林立，抽大烟的人很多。鸦片馆里有专人给他打烟，他只要躺在烟床上，让人侍候，把打好烟的烟枪递上，他就能安详地一口一口地抽，享受鸦片带给他的无比快乐，飘飘欲仙。在鸦片间，同道者不少，聚在一起，抽完就打牌，日子着实无忧无虑。中年时期的岳父，除了进出烟馆，也曾有流连在赌馆数日没回家的纪录。当然，这件糗事，内人也是听她的母亲说的。内人说其父亲从来不学自己打烟，在家就要烦邻居的道友为他服务，当然他就必须让道友免费享受这昂贵的东西。到了他落魄的时候，不再有能力上烟馆，也没能力请道友消费，只好购买鸦片烟粒（也叫烟屎）来吞食，以抑制烟瘾。吞烟屎比不上从烟枪抽吸来得痛快，但是抽吸要有力气，年老体衰的他，那时候也只能望枪兴探罢了。怪不得我去内人家的时候，虽嗅到鸦片味，却不见岳父燃起烟灯，拿起烟枪吸烟，而他的那支烟枪总是挂在墙壁上，默默地守望着主人。

岳父生前虽然好烟好赌，却是一位慷慨乐施的人。他有钱的时候，对经济有困难的邻居朋友，从不吝啬给予协助，对公益事也颇热心，他是镇上唯一的一间华小的永久董事。他是海南人，来自海南的澄迈县，乡音很重，跟一般的海南话不大一样，不容易听得明白。老人很重乡情，生前是当地海南会馆的董事，对其会馆的发展和会务都极其热心，这又是岳父性格明亮的一面。因此，乡镇里的人对他评价还是褒多于贬。据岳母说，二战日治时期，管理胶园的他，曾暗中接济当地的抗日军。岳母说，和平后，岳父也曾风光过，上世纪50年代曾买过一部汽车，可是他的驾驶技术极差，不时要出意外，最后自己不敢驾，车子就置于屋边，变成废铁。

也许是因为没有能力像以往抽上等的鸦片，吞食烟屎并不能满足岳父的烟瘾，每次我去内人的家，岳父的精神状态都显得萎靡不振，说话有气无力，还不停地咳嗽。当他的赌瘾发作时，他已没有体力走出户外去麻将馆消遣，唯有自己拿起房里的麻将或牌九，自己玩，自言自语。看他精神较好的时候，整日在家，十分无聊，我就自告奋勇在周末载他去市中心的会馆搓麻将，前后大概是三几次，但每次我发现他最后都被雀友所坑，输了钱，铩羽而归，过后我就不敢再试了。

当我内人怀第二胎时，岳父已经是八十出头的人，身体固然虚弱，病情反反复复，有时看他已奄奄一息，当鸦片屎一注入其口中，他又悠然醒过来。就在我的孩子满月不久，就接到岳父去世的消息；那时我们已在另一个城市居住，抵达岳父家时，他的遗体已入殓，也许是他老人的遗愿吧，家人把他生前喜爱的东西，麻将，牌九，当然还有陪他大半生的烟枪烟灯一起放进棺木。岳父这一生的荣辱也就此宣告结束了。

虽然我们已经远离了那个鸦片的时代，但起而代之的新毒品，种类更多，危害人群社会更加严重。每一个时代都有专属于自己的故事，烟枪的制作也颇复杂，它的存在只不过是让我们铭记那个时代的故事，如果现在你看到烟枪，就以一颗包容的心，把它当着一件艺术品来鉴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