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马来西亚自1970年代取得高速经济增长，以及平均经济增长率普遍高于其他开发中国家，但是城乡发展和国人之间收入不平等的差距仍然巨大。

例如，根据经济事务部数据显示，2018年马来西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4万5000令吉，吉兰丹仅约1万4000令吉，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七成。值得注意的是，若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后段班”倒数算起的5个州属——吉兰丹、吉打、玻璃市、沙巴、登嘉楼，除了沙巴之外，其他4州皆位于北马，也是巫统和伊斯兰党势力范围所在。

此外，马来西亚今天虽然几乎消除了绝对贫穷（absolute poverty）（联合国千禧年发展目标定义每日生活费低于一美元或无法维持生存需要为绝对贫穷），整体贫穷状况获得大幅改善，不再那么普遍，但是生活在相对贫穷（relative poverty）的低收入群体，比起社会其他高收入和中产家庭，不论是在平均收入增长或物质生活提升的进程仍然缓慢及落后。尤其是在平均收入增长方面，底层40%家庭（B40）增长得最慢，只有收入最高20%家庭（T20）的收入增长最为强劲，这亦是贫富悬殊鸿沟扩大的迹象。

如果过去高速的经济增长并不能确保全民得以从中受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在同一时间无法获得相对提高，或收入增幅不敌日益高涨的生活开销成本，或政府补贴没有下放到让真正的弱势群体受益，人民无感，那么再怎么漂亮的经济增长数字便会失去意义。

缩小低收入群体和其他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并进一步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必然成为希盟政府经济施政方向的重中之重。至于如何减低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开销同时，增加可支配所得和储蓄，则有赖于“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推动。

“包容性增长”概念最早在2007年由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Ifzal Ali和庄巨忠首次提出，主张在持续取得高经济增长并改善人民生活当儿，也要确保发展乃是具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的机会和果实必须能让更多人享有、更公平正义地分配，以及社会中的弱势必须得到更适宜的生活安全保障网。更重要是，国家不应盲从追求经济增长数字，不惜一切推动经济而忽略在过程中与社会和环境面的协调发展。

事实上，此一概念也曾出现在2010年纳吉推介的“新经济模式”（New Economic Model）——其三个主要目标即涵盖高收入、包容性和持续性，以便取代旧有的新经济政策。只不过纳吉政府后来面对强烈的内部异议和反弹而最终不了了之。

现在，轮到公正党主席安华上周在国会举行的“大马经济：现在与未来”研讨会中阐明希盟政府的新经济政策将不再以种族为根基，而是必须更具包容性，以需求为基础，从而缩小不同族群和地域间的发展和贫富差距。和纳吉不一样的是，安华已经一再强调，推动经济改革不会有所妥协。投选希盟的选民同样也必不会接受新瓶装旧酒。

因此，如何在保持国家经济增长动力的同时，也确保经济政策和发展成果是具备社会包容和公平分配，让人民更有感，乃是希盟政府接下来日子的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