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罗毕短暂停留，包括造访穆泰加俱乐部（在历史事件和虚构故事中都非常著名）之后，我的非洲之旅转向西南部，从欣赏自然动物栖息地转向欣赏世界上“最大”的自然景观──根据其宽度和高度──维多利亚瀑布。津巴布韦边境的步行道可以让人们看到该瀑布的迷人景点，如扶手梯瀑布（Armchair Falls）、马蹄瀑布（Horseshoe Falls）、彩虹瀑布（Rainbow Falls）和魔鬼瀑布（Devil’s Cataract），这都是因为地壳板块活动和被水长年侵蚀后形成的。

在前一天的落日巡航中，瀑布溅起壮观的白色水花与仅1公里上游的赞比西河的宁静形成鲜明的对比，河马慵懒地在小岛上休息而鸟类以完美的V型队伍在天空中飞翔。与尼亚加拉瀑布相比──另一个可以在两国边境看到的瀑布──维多利亚瀑布引发了我更多的思考，尽管中国云南的虎跳峡的惊涛骇浪传达着更绝对的力量。

随着我对地质学的兴趣来到了极限，我的注意力迅速转回人为因素。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苏格兰的传教士和探险家，是第一个看到这个瀑布的欧洲人并以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来命名，站在步行道上，我询问博学的导游，为什么没有优先使用当地的名称Mosi-oa-Tunya（洛齐语，意思是“会打雷的烟雾”）。他说，英国君主的名字给予了一种特殊的浪漫主义幻想，这将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这是我在边境地区反复遇见的一个课题。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以前分别是北罗德西亚和南罗德西亚，以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 的名字来命名，他是一名狂热的帝国主义者，试图将大英帝国从开普敦扩展到开罗。尽管如此，当代很多西方大学认为他是种族主义者、剥削者和压迫者，许多学生运动要求将他的雕像和以他命名的建筑物拆除或重新命名。

实际上，这是关于身分、宽恕和社会争议运动辩论中的一个关键部分。我已经看到英国、欧洲、美国、加拿大和澳洲致力于“纠正”过去的不公，通过道歉、支付赔偿和消除殖民时代的遗产，以及发表集体罪咎（collective guilt）声明，这是对个人权利的醒觉，以及尝试就祖先在过去所犯下的错误进行补偿。

尽管这种“醒觉”是善意的，但基本的哲学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首先，过去的错误真的可以通过道歉、赔偿和平权行动来纠正──并且可能会在他们追求的过程中，产生新的，或更隐藏的错误？其次，在缺乏背景的情况下，试图将所有人类行为归类为善或恶是否明智，或者这只会让今日的社会陷入罪咎、分裂和分化？第三，谁有权发表和接受此类道歉、赔偿和平权行动？在分配这些权利时，是否会出现新和丑陋的霸权主义？

正如一位友人，他同时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后代所总结的那样，“要我去赔偿我的祖先……或我的其他祖先所犯下的罪，这是非常荒谬的。”他辩称，当代最重要的是个人责任，当然每个人都应该汲取过去种族主义和压迫所带来的影响的教训。

我期待在殖民历史的中心地带遇见这些争论。反之，我发现人们赞扬利文斯通反奴隶制，而罗得斯则因为兴建基础设施并促进经济增长和旅游业而受到欢迎。在那里谋生的民众，从司机、搬运工人、厨师、服务员和导游，到千禧世代大学生的心态都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津巴布韦人，在得知我是大马人后，他们不约而同提起了穆加贝和马哈迪的友谊，并想知道为何在他们好不容易摆脱他们90多岁的领袖时，我们却再次迎来了我们90多岁的领袖，这是引发他们愤怒的近代政治史。

然而，尽管这样，投机者也在他们国家过去的不幸中找到了经济机会：兜售因灾难性的经济政策（在臭名昭著的土地改革和军事行动之后）所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时期所发行的纸币。

我豪爽地用美元换了10万亿全新的津巴布韦纸币，他也很慷概地加码送给我。我对非洲的兴趣在造访瀑布时逐渐增加，我期待着在殖民时期兴建的铁路上展开我的火车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