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拜读日本著名的策略家大前研一90年代的作品《民族国家的终结——区域经济的兴起》，从中启发我对全球化下的贸易战争的看法，即是沿用大前研一的思维，以他提出的“无国界经济”为概念去思考全球化的问题。整本著作所探讨的核心是民族国家如何在一个个跨政治疆界的经济区域崛起后，渐渐失去扮演中介角色的效用。

从苏联的中央集权瓦解开始，大前研一意识到各国中央政府大权在握的荣景已不复可见，这是由于经济迈入全球化后，企业最重要的依靠是投资、产业、资讯及个别消费者的自由流通性，不需完全依赖政府的方针，除了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传统产业需仰赖于国家保护的政策才可生存。大前研一针对于此而尖锐的提问：“那些在世界事务上显然扮演重要角色的民族国家，当真是今日全球经济中的领衔主角吗？想来确实有理，解释了每年一次的七国集团会议为何总提不出有效解决全球化问题的商讨方案。大前研一认为有资格坐在全球会议桌前的不再是人工划分的国家疆界，反而应该加入区域经济为疆界的单位，例如日本的关西地区、香港与中国南方的珠江三角洲、戏班牙的卡塔龙尼亚等的地区代表，因为数字证明了这些地区的GDP和GNP成长率并不逊于一个工业国。

这个思路也提供我们思考西欧民族国家的政权体系失效的现象，国家选举吹向民粹风潮的其中因由是人民对中央政权处理经济事务的效用已失去信心，

当跨国企业有足够的资金以及拥有产业转型的技术和科技化的搜集资讯方式而无需再仰赖政府的方针时，政府为了突出民族国家在跨国企业网络中的重要性，起码要为缺乏科技和技术等条件的传统产业争取境外的订单，故而发动各种掣肘他国的贸易战，甚至不惜以政治和军事威胁之。贸易战或许能保护特定的传统产业出口以及达到贸易顺差额上的平衡，不过制造的损失也不小，美中“贸易战”表明了一个事实，即是从中国撤资回流美国的企业非但不多，还因此招致一些跨国企业将产业链转移到东南亚及南亚的国家。

美中“贸易战”代表两个民族大国在全球化经济中都希望能突显中介者的地位。随着最新一轮的谈判破局后，美国进一步增加关税品的动作促动了中国中央银行“放任”人民币贬值，美国因此控告中国为汇率的操纵国，由于当中仍然有争议的空间，所谓的严重后果也未可见，但不可否认的，国际货币市场已受两国战火的延烧，令纽西兰、印度、泰国的中央银行机警的在同一天宣布降息。

美中贸易战造成了两败俱伤，然而当了“箭靶”的苹果和华为在今年依然有不错的营收。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在今年3月接受英国BBC访问时还特别感谢美国政府为公司做了广告。从此观之，跨国企业生存于无国界的经济网络中，确实依靠资讯技术和消费者的自由流通，就不再惧怕各国政府的限制。而在国家的个别消费者凭其消费能力也会要求政府开放进口政策以满足消费需求，否则的话，政府便会在选举中失去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