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时期的中国，曾爆发一场史称“十常侍之乱”的准政变。常侍，正式官讳为“常侍郎”，是西汉期间（公元前202年到公元8年）由皇帝授予近身亲信的官职，职能等同于现代的机要秘书，与身为皇帝顾问的“散骑”同等，但由于前者不在朝廷编制内，因此原为内廷虚衔。到了东汉期间（公元25年到220年），“散骑”一职被裁撤，顾问职能被转移到常侍身上，并由皇帝宠爱的近身宦官（太监）出任，导致这个职位的权势变得越来越大。

讲回“十常侍之乱”。汉灵帝刘宏在掌政期间，委任了包括张让、赵忠等12位宦官出任常侍，由于汉灵帝在14岁就登基，入世未深的小皇帝极之信任这批宦官，甚至给出“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的考语，令他们权倾一时、横征暴敛。到了公元189年，灵帝病危，弥留之时有意废长（大皇子刘辩）立幼（二皇子刘协），十常侍害怕灵帝驾崩后，大将军何进会乘自己外甥刘辩继位后铲除他们，而建言灵帝诛杀何进。

但未等何进入宫，灵帝就先已驾崩，刚好何进也洞悉十常侍有意除掉自己，故装病拒绝入宫，并迅速拥立刘辩为帝。何进原本有意铲除十常侍，不过因为自己的妹妹，即汉少帝刘辩之母何太后，也宠信张让等人，令何进无法下手，只能召见帐下将领商议。当时，袁绍献计调外地兵力入京剿除宦官，但曹操一众将领以外兵入城局势必乱而力阻，直谏杀宦官只需一位狱官和一个决心就够，根本无需大费周章。何进没有听进去，并向西凉刺史董卓发出檄文。

当时董卓拥兵20万，权势和野心都很大，接到檄文迅即领兵入京，而闻得消息的十常侍为了自保，借何太后懿旨传召何进入宫，并乘机诛杀。在宫外等待的袁绍、曹操等将领发现何进被杀，直接冲入宫斩杀宦官，令“十常侍之乱”正式划上句点。宦官已除，但性格残暴的董卓却已被请入京，他除了拒绝退兵，还在1年后废少帝，改扶刘协为汉献帝，并以其为傀儡实施恐怖统治，曹操、孙坚等将领也只能在各地展开反董战争，令中原掀起史称“董卓乱政”的腥风血雨。

这即是对应“请神容易送神难”的其中一个典故，换句话说，无论是人还是神，都是请易送难，而且这已是一个定律。不是吗？我们当初“请”来了印度籍伊斯兰传教士扎基尔，如今却怎么做都“送”他不走，华、印裔公民还被他嘲讽为“旧客”，但政府在这方面的立场含糊，令人感到失望。当然，我能够理解政府，是基于不想开罪国内庞大的扎基尔支持者，因为其言论尽管备受国际争议，但扎基尔自2012年首次抵马布道后，就迅速在国内建立巩固的宗教基本盘。

无论你喜欢与否，扎基尔在马来社群中极受欢迎，其在2013年时还获得国家元首颁发伊斯兰领袖奖（Tokoh Maal Hijrah），这也令国阵政府在2012年，因有意透过扎基尔来笼络和团结马来社会，而向前者颁发了永久居留权。当然，这些恩宠只有大马给得阔绰，因为扎基尔从2012年开始，就陆续被西方国家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连他的祖籍国印度，还在2016年开始对扎基尔进行洗钱、恐怖主义等罪行控诉，除了对其发出至少三次逮捕令，还在2017年撤销扎基尔的护照。

此外，印度当局也分别于2018年1月和今年6月，要求我国政府引渡自2016年就居住在大马的扎基尔助查，但都被政府以其回国后会被判死刑而拒绝。确实，根据联合国1990年引渡示范条约第3（b）条，被通缉者的居留国有权因为怀疑其宗教见解是引来要求引渡国的对付而拒绝引渡，但印度当局是按国际协约向我国提出引渡，且也符合了条约内被引渡者在原生国未曾受到不人道对待、罪行未达终审法院、原生国法律和抗辩体系健全、被引渡者非政治罪行等数项条件。

换句话说，我国只需按条约第4（d）条取得印度不对其执行死刑的担保，即可排解疑虑。显然，我国拒绝递解扎基尔出境，表面上虽抬出人道理由，但实际上却受政治理由驱使。当然，政府内也有驱逐扎基尔的呼声，但因“送神难”而无能为力。但就如典故所言，要对付扎基尔，只需一个决心，更何况，他根本无意与我国多元社会融合，反之频频做出犹如“董卓乱政”般喧宾夺主、破坏团结的逾越行为，所以，为了社会安宁，政府需知，这人，无论多难送，还是一定要送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