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学”（Development Studies）中，“发展”的定义甚为广泛、多元且涉及跨学科领域，从最初涉及国家的经济成长、贫穷和分配，乃至晚近更纳入了对环境资源、全球化和非政府组织角色等议题之讨论。而对规划者而言，发展学的研究核心不应仅停留在理解各规划工具，而是应当对过去发展论述和案例作出反省、并超前。

正如美国哥伦比亚裔学者艾斯科巴（Arturo Escobar，1995）在其发展学著作《遭遇发展》（Encountering Development）批判了西方主流过去充斥霸权的发展系统，如何在二战之后广泛支配第三世界国家并给后者带来巨大负面影响，进而指出需要为后发展时代找出替代出路。

艾斯科巴认为“发展”作为一种霸权论述，是西方发达国家透过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落后发展”（underdeveloped）标签下所进行的渗透和支配手段。在西方主流认知上，对金钱与物质的追求，往往被看作成“富有”和“贫穷”的衡量标杆，而“贫穷”却被视为是对金钱与物质的缺乏。

在这种具有负面印象的文化形塑和宣传下，穷乡僻壤、低收入、营养不良、低教育水平、就业不足、生产疲弱，都是被认定为朝向现代化的阻碍（obstacles），因此“贫穷”被发明出来了，“发展”的需要被发明出来了，消除贫穷是迫切的，特别是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落后国家”理应要跟随西方发达国家的步伐、采纳他们的指导和介入，以“扫除贫穷”作为经济发展和成长的目的。

然而，这类主要由标榜政策理性、专业、中立、去政治化的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精英组成的跨国顾问团，往往在剖析落后国家的贫穷根源问题上先入为主，忽略了各国历史、政治、文化与社会现实的错综复杂，误把问题和逻辑思考简化，认为只要透过提高技术、生产和收入，皆能在世界任何一角复制方法，解决贫穷问题。

例如，在许多著名学者对发展和贫穷援助计划的实地考察研究——从莱索托（James Ferguson，1994）、埃及（Timothy Mitchell，2001）到印尼苏拉威西（Tania Murray Li，2007），骇然发现这些由跨国顾问团主导的计划不但没有兑现目标，反而却在嵌入全球经济分工体系的过程中导入了许多有形和无形的政治压迫、官僚主义、贪污和经济剥削，使贫富更为悬殊，甚至导致传统农民社会、常民生活智慧和文化语言系统被消失。

许多原本可以自给自足的山区部落，被说服参与生产经济作物，而忽略了粮食作物，导致粮食收成不佳，或收入不足而引发饥荒，最终生活没有带来改善，反而变得更糟透。此外，伴随道路系统的扩张，或游牧民族被强迫定居，使国家机器和资本财团得到了对边缘地区的强力渗透、暴力控制和资源攫夺，也令部落原本生活的领域和习俗遭到严重破坏。

从以上案例可见，许多“贫穷”并不是原生的，而是政治权力施展和资本力量籍由“发展”的理由介入所衍生。

因此，我们若是认真看待贫穷，更多时候不能回避以下现实——第一，在政治经济上，大多数国家更为倾向亲发展联盟，而忽略了底层被剥削的劳工和农民阶级，如资本或工商团体在谈判桌上握有更多主导和影响政府对发展决策的筹码。第二，国家或国际组织落实的扶贫援助计划，常常与在地社会的“发展想象”和真正需求出现严重不协调（mismatch）。面对这类情况，应当如何调整，取得平衡，乃是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