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静悄悄地投稿，悄悄地连自己都忘记写过什么。投下了稿件，一个月，两个月，若不探见，就不会再等了，反正投篮的文章都是堆叠的指向牌，带往不同的方向去。偶尔有所收获，文章被刊登，我也会后知后觉。

父亲，惯常第一个通知我，文章刊登了，我永远比他慢一步，看见自己的文字一枚枚排列在报章上。鼓励的话还没有说，倒是看见我的文章被刊登时，父亲劈头第一句就问有钱的吗？有，他说有钱就继续写。

我刚开始写文章时，虚荣感比金钱更甚。那心里潜藏了一分薄履的寄望，希望我埋在文字里的心声，能被某个读者揣测出来，抑或那些文字，成功诱发某人的泪水，让它逗留片刻，落花护泥，因此谈及稿费，我嫌弃父亲庸俗，只往钱看，无疑，他却是我的拥趸，从来不会错过任何篇章，到了一段日子，便会敲杠我，领稿费请他吃饭。

当然也并非全都被录用，但举凡被刊登的文章，都和家有关。尤其是离家的那几年，我写得勤，咬文嚼字间努力拼凑着在异乡打拼的点滴，因为我懂，父亲一定会读见我寄望在里面的成分，让他们安心。父亲偶会拨长途电话问我，是否写下哪篇文章，但我经常忘记写过什么，因此我不署笔名，只按本名写，一来还没有适用的名字，二则方便父亲辨识。一篇篇稿，变成了家书，变成了鸽子，投递真实的自己。

父亲很少下评语，倒是对我曾投稿的一篇文章，颇有微言。那是一篇关于他的书写，写下我家的大树倒下后，最真实的脆弱。字里行间有父亲真正的征战，也有他一个人倨守内心的孤寂。那段忧郁的期间，他时常枯坐，像客厅内枯藤编织的老人椅，在每个时光中原地踏步，困守在被动的摇晃中。家人像隔着玻璃观察蹲居在水族馆内失去自由的鱼，避免敲打玻璃，惊吓了担惊受怕的他。我将伪装坚强的父亲，打印在文字里，将他派发到众人的眼皮下，暴露脆弱的形象，让他不满。

细阅我写的每个字

但我还是继续写，把家把父亲把母亲写下去，描绘日子。我心里明白，他一定会看，一定会。断断续续地投稿，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还是习惯为我计算登稿的数量以及那些稿费，等着足够下一次聚餐的日子，如此计算直到他骤然离开。

父亲走了，我的日子开始失算。我像被拔掉栓子的排水口，日常的思绪都形成了回转的水流，每一个转向都只能单一，急速干涸，然后走入困顿的境界，生活少了一个依靠的根据。

于是我不愿意投稿，不再写，我深信世界上不会再有一个人，会像父亲那样，细阅我写出的每一个字，揣摩心思，还会无聊地计算我的稿费。那些文字再无去向，人物的形象崩离在逐渐消淡的回忆里，于是我把文字档关上，避免渲染情绪。空荡的3年间，心里有许多想说的话，却无法付诸键盘，直到饱和的一天；僵持不下，家人劝我，我才开始敲打起来，缓缓地将那空白之处，用宋体字一一补足，化成稿件投出，录用了。

文章刊登过了几天，母亲才打来，继续写吧，我们会看到的。我挂了电话，摸着报纸，平扁的文字还有报纸沙沙的声音，让我忍不住哭起来。没有了。再也没有一个人像我父亲，作我最忠实的读者，为我剪报为我骄傲。我的文章刊登了，却如同羽毛坠地，悄然无声。

但我得写下去，静悄悄地投稿也无所谓，因为我懂，父亲会在报纸翻响的那一刻，同样安静地躲在天堂，听着字数继续为我数算稿费，等待凑足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