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贸易制度下没有任何国度是孤岛，经济交融要以汇率做交易与服务买单的指标和基础，货银两讫，皆大欢喜。

但对国民来说，不管你是被迫把孩子保送国外深造或做生意必须买办入口原料，当你缴交孩子学费、采购舶来品或到海外消费，最直接的冲击，就是每一令吉能换多少外国货币。

在这方面，国阵时代人民吃大亏，一到国外兑换欧元美元、新元或泰铢，就见荷包缩水，信用卡爆棚；但希盟执政500天之后还不是一样，令吉实力不但仍无起色，还大有每下愈况的难堪。

因此，庶民的感受很直接，你们财政部和国际贸工部整天对海外直接投资(FDI)数据讲得天花乱坠皆与人民口袋无关痛痒，唯有令吉兑外币有起色，才算你希盟政府经济干得好。

所以，10月份公布的2020年财政预算案，无论财长讲得如何口沫横飞，甚或老调重弹继续怪罪前朝，但人们最直接的感受，是美元兑率几时回到3.80或更低，星币几时能回到当年的2.50？

一般人民不甚了解的是，为何马币一到外国兑换竟惨不忍睹？其实，民间对国家经济好坏的解读法非常简单，北上泰国或南下新加坡消费都会汇率吃亏，现在进入希盟时代，马币兑泰铢汇率竟然跌到每令吉7.42？

若论经济数据，依据美国情报局资料库显示，泰国人口比马来西亚大，2017年国家总生产（购买力平价）为1.236兆美元，比马来西亚（9333亿美元）更高；同时，泰国出口量大，国家总生产（官方货币汇率）为4554亿美元，也比马来西亚（3124亿美元）为高。

但在生活素质方面，泰国人均收入却比马来西亚低（2017年泰国预计1万7900美元，马来西亚2万9100美元）；此外，2018年泰国的基尼系数家庭收入分配落差高达43.70，相比之下，马来西亚仅是42.80。但在边境经济一线之隔的马币、泰铢，汇率日益悬殊是令人忧心的，因为它并不代表马币低迷能使我国出口货更具竞争力。

举个例，9月24日我到曼谷公干，当地最吃香的货币兑换商Superrich汇率表，指明3039泰铢兑100美元，但却要409令吉才能兑3039泰铢，间中道明令吉兑美元是4.19左右，但令吉兑泰铢鸿沟却更大。美国是大马和泰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当令吉兑美元汇率竟比泰铢也不如时，财政部长讲多也没用，更休想逃避这个累及全民购买力日渐颓蚀的困境。

马币汇率颓靡，自马哈迪1.0时代既已展露无遗，是多年经济顽疾。本专栏不做学术性剖尸，只想以简单理念来帮助庶民理解制定汇率的基础理论，希望能牵引民间去监督希盟政府把关经济的必经之道。

一般上，各国都会通过各自的中央银行发行代表本国贸易基础的流通货币（简称通货），基本上是一种/一组用做物资交换的工具，因此才有“货币”的简称。跨国性贸易难免会涉及结账时不同货币区之间互相兑换货币的需要，因而，汇率的概念由此生起。

所谓汇率，是指不同国家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或比价；基本上，若依汇率制定的不同方法，可划分为“基础汇率”和“套算汇率”。基础汇率是由相关国家所制定的本国货币与基准货币（关键货币）之间的汇率；至于套算汇率，是在基础汇率的基础上，套算本币与非关键货币之间的汇率。

目前，美元畅行国际，各国外汇市场上每日公布的汇率，均为各种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而非美元货币之间的汇率，大都通过美元套算出来。我到寮国、缅甸、蒙古旅行，信用卡和现金汇率，都以美元做中介来套算结账。

话说回头，自1973年3月之后，全球金融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已被放弃，并由浮动汇率制度所代替。

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大都是世界主要工业国，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而其他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马来西亚）仍实行“钉住”的汇率制度，其货币大都钉住美元、日元、法国法郎等构成的一篮子货币做后盾。

此后，在浮动汇率制下，国家汇率体系趋向复杂化、市场化，而各国不再规定汇率上下波动的幅度，中央银行也不再承担维持波动上下限的义务。

实际上，各国汇率是根据外汇市场中的外汇供求状况，自行浮动和调整的结果。同时，一国国际收支状况所引起的外汇供求变化，也已变成影响汇率变化的主要因素。

例如，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外汇供给增加，外国货币价格下跌、汇率出现下浮。至于国际收支逆差的国家，对外汇的需求增加，外国货币价格上涨、汇率就会出现上浮。相关国家一旦货币汇率上浮，就是货币升值，下浮就是贬值。

当然，汇率出现短暂上下波动，仍算是外汇市场的正常现象。反之，若像大马令吉长期汇率低迷不振，我们可要追问我国的国际收支顺逆差、外汇大幅度撤离和注入的净对比、国家总生产增幅、国债负荷度、国家还债能力、失业率、通膨率的管制绩效。这些都是我国的生命体征，不能不好好把脉。

更复杂的技术性监督，也包括本文提及的国家总生产购买力平价（GDP – Purchasing Power Parity）)所牵动的利息计算制。在传统“一价定律”已被实质摈弃状况下，它也会缔造汇率浮动失控的劣势。

10月11日财政预算案，且让我们看看财长林冠英如何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