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旅途中，对世界政治感兴趣的人都纷纷问我大马到底怎么了。随着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了一则吉兰丹女学生陷入歇斯底里的新闻之后，大马最近几周似乎都没有什么好消息。这包括得到高度关注的悲剧事件，失踪后证实死亡的爱尔兰少女诺拉安妮葵琳（Nora Quoirin），不幸的是，这起事件破坏了森美兰的美丽景点的声誉。最近，《观察家报》刊登了一篇有关大马最后的游牧民族Batek的文章，内容描述了政府的疏忽以及蓄意下毒的可能。然后，我的Uber司机因烟霾造成吉隆坡天空模糊一片表示同情。

虽然首相在联合国的演讲和声明（特别是关于油棕、罗兴亚人以及改革联合国否决权制度）在大马获得正面的报道，但国际新闻却集中在他对以色列的言论，以及早前针对犹太人的言论──以及学生组织在他出席的大学活动上如何示威抗议。

解释本地的政治环境需要时间：事情所涉及的人物；一马发展公司及其对治理的影响；早前反对党的结盟；公民社会的角色；种族和宗教在政治叙事中的普遍作用；以及希望进行改革的城市自由主义者与准备打破世代先例并寄望正面改革的乡区保守主义者的不同动机。

事实证明，要承受这两个希望是很艰难的。

正如我上周向在亚庇出生的澳洲议员黄英贤──曾经担任澳洲联邦部长，现在是影子内阁的外交事务部长──说的，司法机构、警察、国家银行、选举委员会和国会下议院的高官初步委任都让人觉得鼓舞。当然，人们给予了很大的期望，那就是这些人必须遵守法律而不是政治压力──但持平而论，某些决定要比其它决定受到更多的审查（尽管制度惯性和法律的约束在不同的岗位会有所不同）。不过，这些人都知道如果他们的表现不如预期，他们就会被公民社会（包括许多他们的前同僚）戳破。

另一方面，对政府相关公司的某些委任，很可能被视为用一组朋党代替另一组朋党，除非他们能够有更有效率和更好的表现。在各个政府部门，有人指出越来越多旧式的资助和奖励已经恢复落实（利用更好的掩饰），加上内阁部长争相为了获得表扬。然而，消除政策疑虑的最大障碍是人们持续质疑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层。

“It’s the economy, bodoh!”（这是经济问题，笨蛋！）──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指出，一个拥有176年历史的英国出版刊物在标题中罕有地使用了非英语单词──引用青年及体育部长的话：“如果我们不能满足年轻人的基本需求，那么你一定会制造一个真空，然后这个真空会被煽动者填补。”

这种意识也许让“共享繁荣”成了部长们最喜欢使用的口号。为了试图带来实质性的政策制定，民主与经济事务研究所（IDEAS）已经提呈了4份建议书，以在2020年财政预算案中实现共享繁荣愿景。

第一份是关于生活工资税额豁免（Living Wage Tax Credit），以推出公司税收豁免政策来鼓励雇主将工资提升至超过最低工资的水平。第二份是员工股权计划（Employee Equity Scheme），鼓励公司的所有员工，而不仅仅是高级管理人员，都持有股票。第三份是针对出售股份的利润征收的资本盈利税（Capital Gains Tax）。第四份是改革政府的国内投资地位，目标是逐步从大马上市公司撤资。（虽然第三份建议可能会对投资产生负面影响，但第四份建议应该能够弥补不足）。

读者可以从民主与经济事务研究所的网站上载的立场文件中，读到更完整的细节和参考数据。

许多政府的公职人员感到沮丧，当他们辛勤工作的成果因上级之间的政治斗争而脱离轨道而且不愿参与其中。我希望，类似这样来自公民社会的贡献，将帮助那些真正想将国家议程推向正面发展的人──无论他们是否同意或不同意我们的建议。

当我撰写本文时，首相似乎想要恢复消费税（GST），而我们在大选前就将废除GST定义为民粹主义举动。这更会引发更多政策上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