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族群的“智商高低”问题，华生（James Watson，1962年诺贝尔奖得主，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之一）和我国首相马哈迪，都可能会以种族视角来回答。

2019年1月，华生在美国某电视节目里，坚持他12年前发表的“黑人智商比白人低”看法（他在2007年道歉了事）是正确的；华生曾统领14年的冷泉港实验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世界知名分子生物学圣地）随后发表声明，称华生的言论不负责任，毫无科学根据，并剥夺曾颁发给他的所有荣誉头衔。

1970年，马哈迪在新加坡出版《The Malay Dilemma》（《马来人的困境》）；其中极具争议的论点，包括“比起其他族群，马来社会相对较能接受近亲繁殖（衍生诸多疾病）、早婚（少龄夫妇教养子女的问题）、不管身心障碍多严重“都必须结婚”等观念，导致马来人中的劣种所占的百分比远较其他种 族高”。

这书一上市即被列为禁书，直到马哈迪上位后才被解禁；但它也一直受到马来知识分子的鞭挞，包括留美医生Bakri Musa，在《The Malay Dilemma Revisited》（《重探马来人的困境》，2017年ZI Publications出版）一书里批判马哈迪，说他的看法不科学也落伍，忽略了许多现代科学的新发现，包括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的非基因因素。

尽管遭到知识分子鞭挞，这本《马来人的困境》依然影响深远。

90年代中，笔者选修一门人类遗传学，当时任职理大（USM）的马来教授Dr. N，曾在课堂呈现许多吉兰丹马来村民种种罕见遗传病症的照片，并解释说这些多源于近亲繁殖的后果（例如堂兄妹之间的通婚）。

这一点马哈迪很清楚：“马来人还没有普遍认识的就是‘近亲繁殖’（in-breeding）的影响。”

在科学观念相对进步的21世纪里，“近亲繁殖”、“都必须结婚”现象已大大减少。

从遗传学角度来看，近亲繁殖（in-breeding）会提高隐性基因的配对而形成“显性性状”几率；无论表观遗传学和环境因子（饮食、空气、生活作息、运动等）如何解释某些疾病的族群高频发生率，各种科学研究还是强有力的证明：近亲繁殖的确会提高族群某些病症的发生率（视族群里基因种类和频率而定）。

其中一个著名经典个案，发生在委内瑞拉北端的马拉开波湖岸；一小群长期孤立的贫困渔民，约两百年前从某欧洲水手得到亨丁顿氏舞蹈症（Huntington's Disease，主要症状为手脚不受控制的舞蹈动作、脸部抽痉、智力丧失等）的致病基因，然后通过小族群的近亲繁殖，把该基因播散开来；1980年代初期，医学家在这些村庄发现共有2600存活的患者（西欧族群的普遍盛行率为0.01%，即每一万人有1人；亚洲人则只有约0.0001%）。

族群若没改变近亲繁殖陋习，致病基因将在族群里扩散开来；马哈迪说的，正是这种近亲繁殖效应，使到“隐性基因同合子”数量大大增加，提高遗传疾病在族群内的发生率。

笔者相信马哈迪当时的出发点，是为了抑制旧时代马来乡民的不科学婚姻惯例，借此长远改善马来社会的困境。

他提出遗传和环境因素，是造成马来学生在学术领域一直追不上非土著的主要原因，并希望马来社会“了解及承认某些习惯行为是有害的，那么，就能更容易地抑制它们。”

这善意的提点，多年来在马来社会慢慢看到了正面效应，马哈迪和其他有识者确是功不可没。

与此同时，马哈迪一再提及“马来人比华人懒惰”说辞，却不是件好事；不断“恨铁不成钢”的提醒，另一方面却倒行逆施，实施更多削弱竞争力的扶助计划，不但对帮助马来社会无补于事，更在心理层面上破坏国家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