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盟政府在掌权后，终于推出第一份纲领性文件《共享愿景2030》。文件当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标，让马来西亚各族（华、巫、印）、各地域（西马、东马）和各收入阶层（T20-B40）之间收入比例可以缩小，进而达到共享社会财富的最终发展目的。

这份文件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政策来落实以上的愿景。刚刚宣布的2020年度财政预算案，倒是对提高青年、妇女的收入提出具体的财政政策。但是落实效率和成效如何还有待观察。回顾马来西亚独立至今的扶贫政策，不外乎财政补贴和教育、房屋等政策优惠。这种特殊政策也只以族群来区分，而没有真正的以群体收入为导向。如果希盟还是延续着一个套路，那失败可期。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项，颁布给在发展经济学和全球扶贫做出巨大贡献的经济学家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杜芙洛(Esther Duflo)和克里莫(Michael Kremer)。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简单的增加社会资源的投入，并无法帮助农业国家的贫民脱困。克里莫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在肯雅进行一个社会实验，那就是尝试通过增加教育资源–课本，来提高学生的教育普及率和学习效率。实验结果显示，教育的硬体资源和学习的成效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最终，他们发现，唯有改变教学的软体，也就是传授知识的方式，才能让贫困学生的学习成效突飞猛进。这种新颖的教学方式，针对性的为道地学生专门设计，和学生的学习速度接轨。过后，这个方程式放在印度的时候也获得巨大的成功。

以上的研究，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给马来西亚借鉴。马来西亚的贫富悬殊，更多体现在地域的分别–半岛西海岸和东海岸，以及西马和东马之间的贫富差距，然后才是从中分别出来的种族收入差距。要解决贫困，那么就要往地域这个因素下手。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地域的教育模式。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一个正统的小学，对贫困的孩子或者居住在内陆地区的土著是多么沉重的学习经验。首先，他们一般上都不谙教学的语言马来语。虽然是马来人或土著，但由于整个社区没有接受系统性的教育，因此他们只通过道地的马来、土著方言作为沟通交流。上一年级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必须先学会和老师沟通，而这个过程只怕就已经耗尽整个学年，以及他们的学习热诚，更无从谈真正的学习进度。此外，他们的生活方式塑造了他们好动的性格，因此很难适应那种需要安静、耐心坐下来听课的学习模式。面对这种情况，这个时候被耗尽心力的是老师了。在这种老师和学生都无法协调的情况下，学习是无法取得正面进展的。

在进行实质上的地域脱贫，如诺贝尔经济学得奖者的实验启示，必须先解决教育问题。而要有效的解决教育问题，联邦政府就必须下放权力，让这些贫困地区量身打造可以发挥他们潜能的教育制度。举例，填鸭式的教育可以被农业、渔业和畜牧业等系统性内容取代。至于他们基本的语法能力，则必须由了解土著方言的教师去启迪。基本的数学、科学，则用和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例子活学活用。这种方式强调的是实用性，而不是一味的传授深奥但呆板的知识。而要完成这一切，政府只能特事特办，下放权力到各个行政区，让最熟悉这些土著孩子的在地官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