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每周世界各地都会发生新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而关于示威活动的正当性和时机的问题不断被提出来。

首先，由于支持加泰隆尼亚独立的示威活动，我的同事错过了她在巴塞罗那的衔接航班。由于交通瘫痪，她试图步行去机场，尽管有许多人同情她的遭遇，她还是错过了航班。报道显示加泰隆尼亚示威者正在仿效香港的策略，香港在几周前因为机场被示威者占领造成了混乱。我想知道，有多少示威者会考虑到旅客急于回家见病重或垂死的亲人。

外交礼节通常会阻止对其他国家的公民运动和其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提出强烈的意见，即使他们看起来似乎采取高压手段。不论个人如何同情某政治领袖，在我们这个互相连接的世界上，甚至连评论“好人”和“坏人”都可能引起争议。对于政治领袖来说，在针对其他地方的冲突表达其观点时，一定会考虑到他们选区内选出他们的选民的经济利益：原本有勇气的举动可能是愚蠢的。在某些情况下，示威者可能对外交产生更直接的影响：智利总统皮涅拉作为2019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袖峰会主席，刚刚宣布取消下个月在圣地亚哥举行的会议。

从理论上讲，民主国家中的公民、商人和公民社会组织在评论其他国家一事上比较不受限制。但是，他们肯定会因为表达的意见而受到批判，并且在某些关系中由于倾向某一政权而作出的决策可能会导致人们对界线产生严重的分歧。一个相关的例子就是美国国家篮球协会（NBA），一支球队的经理因为在推文上支持香港示威者而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弹，他随后必须出面道歉，且被美国副总统谴责。

可以说，在世界任何地方，正如历史反复发生的那样，当人们认为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自由时，他们可能会非常热情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对示威者而言，破坏日常生活是让人们注意到他们及其要求的关键因素。但是，为了尊重示威者和不示威者的民主权利，事先通知当局已成了惯例。（回想一下去年大选前，我们还在讨论集会是否应该在体育馆举行。）

许多示威者援引历史并争论说，最终，他们可能会被证明是对的：后代会说“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对于一些年轻参与者来说，成为历史一部分的机会带来了巨大的吸引力。

一名示威者站出来表达立场大概需要更多的勇气，黄彦铬在马大毕业典礼上举起大字报的事件引起了反示威，有一段时间，冒着失去学位的风险。我与认识马大校长的人谈过，这人向我保证他不是种族主义者，但是他公开演讲的内容必须由听众自己来下判断。

我同意这个观点，即一场单一种族集会并不一定会成为种族主义事件。重要的是内容，而不是出席者，而我也经常记住，这几代最开明和有功的大马人都上过一所单一种族学校：江沙马来学院（Kuala Kangsar Malay College）。

此外，我也同意说，破坏原本应该为数百名毕业生及其家人带来快乐和骄傲的日子是不敬的。有人得出结论，认为，学生甚至不应该参与思考或辩论这样的问题。我的结论是不同的：我认为，如果你想防止学生在正式的场合爆发，那么你就必须在其他时间让学生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无论你喜欢与否，大学的年轻人将接触到新思想，大胆行动和反抗权威。如果你关上所有管道，那么学生自然会诉诸其他手段。

唉，成年示威者仍然会不计后果。最近几周示威活动最愚蠢的人肯定是“反抗灭绝”的成员──他们主张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和环境保护──他们爬上伦敦地铁车顶（一种环保的运输工具），因此耽误了数千人的上班时间。示威者随后被愤怒的通勤者强行拖下来。

早晨高峰时段绝对是示威的错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