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裔同事小米老爱谈起1987年的事：7岁的她和妈妈走在街上，遇上学生游行示威，镇暴队警员赶来，眼看镇压一触即发，妈妈一把piggyback她（驮在背上）没命的跑，跑过一管又一管，张牙舞爪的霓虹灯。

这段逃命故事，成了她生命里和妈妈最亲密的接触。

对大马的Bersih街头示威，她嗤之以鼻、冷眼相待，说“那没什么”，还时常“鼓动”我去找电影《1987: When the Day Comes》来看；我对这种电影提不起劲，也就搁着了。

就这么巧，那天和小香去书局，刚好看到《1987》DVD，想到香港当前局势，好奇下买了，当晚趁一头埋在考卷雪堆之前看完了。

这2017年12月上映的韩国电影，依据真实事件（汉城大学学生朴钟哲被指控和共产党挂钩，在警方拷问过程中死亡）改编，以韩国1987年“6月民主运动”为背景，讲述全斗焕独裁统治下的韩国政府为打击异议分子，妖魔化学生运动领袖，指控他们叛国和不忠；在这恐惧、紧张氛围下，许多大学生和教授自1980年代初，开始重新组织学运，勇敢走上街头反抗全斗焕政权。

最近延烧几个月的香港示威运动，有港人在各个社区陆续举办《1987》电影分享会；网上有些作家和学者，认为香港事件和韩国“6月民主运动”非常相似，说“同样是大学生和市民反抗暴政”、“同样是被专制极权控制的新闻媒体掩盖真相、颠倒黑白、污蔑民众是暴徒”等。

21世纪的香港，因西方民主价值观对香港的长期影响、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大量增加有自信、敢发声反抗非民主政权模式的中产阶级市民。

这些和20世纪的韩国，都非常相似，尤其是美国对韩国人潜移默化的、民主观念的影响。

比较韩国1987和香港2019民主运动，除大时代的科技演变，包括21世纪网络和社交媒体广泛流行、假新闻漫天乱飞外，两者还有许多客观条件上的差异：

（1）和平vs暴力的示威：2019年的（部分）香港年轻示威者，加上混杂其中的暴力分子，对整个社会的人（政见不同的市民）和物（公共措施）施加暴力、破坏行为，是1987韩国民主运动里，极之少见的。

（2）团结vs散沙的民众：香港市民一开始给予示威者极大程度支持和同情，但示威者由和平到暴力的转向，使他们失去民心，更为许多香港市民所不齿。1987年的韩国，学生和民众由始至终都呈现齐心一致的团结，把独裁专政的军人政权扯下台。

（3）坚强vs怯弱的正义：韩国民主运动的成功，很大程度依靠媒体对新闻自由和正义的追求；其中身为政府喉舌的《东亚日报》，竟也勇敢报道有关严刑迫害大学生致死的真相，这在当时政府严厉打压媒体的氛围中，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义举；另，如果没有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去参与整个义举的检察官、记者、狱警、牧师、和尚、传信人等普通百姓，韩国民主进程可能不会那么快发生。香港方面，TVB、香港电台、立场新闻、明报、苹果日报等主要媒体，各持不同立场；我们也在一些事件中，看到警方许多不合理疑点（例：元朗白衣人事件），但迄今都没有官员、市民或媒体勇敢站出来，证据确凿的指证警方的滥权。更重要的是，港府大部分时间的噤声，没有认真聆听百姓诉求和心声，成了示威运动越演越烈的的主因。

香港民意研究所的最新民调显示，有83%和73%港人认为，应该“为暴力升温负很大责任”的，分别是港府和警方，但只有40%认为示威者需负此责任（受访人数858人；引11月16日美国之音报道）。

笔者不认同警方强硬执法对付和平示威者，但也不认为示威者为表达诉求，为追求自由、民主，而诉诸暴力是正确的；依种种暴乱事件和当前局势来看，许多年轻示威者被冲动荷尔蒙和仇恨蒙蔽心眼，滥用私刑、暴力日愈升温的情况，恐怕会越来越严重。

香港能否维持大多数民众所祈求的“一国两制”民主人权法治，或最终沦为异议分子口中的“独裁专政”极权统治，绝大部分取决于：民主运动有没有韩国《1987》那波澜壮阔的水平。

就以上三点来看，香港民运2019的素质，和韩国1987相比，明显的相去甚远、望尘莫及。